英语翻译辛仲甫 ,字之翰．．．．．．．年七十四另求《元史 刘秉忠传》 有另外的追加补分！刘秉忠，字仲晦 ．．．．．．年五十九。

英语翻译辛仲甫 ,字之翰．．．．．．．年七十四另求《元史 刘秉忠传》 有另外的追加补分！刘秉忠，字仲晦 ．．．．．．年五十九。
英语翻译
辛仲甫 ,字之翰．．．．．．．
年七十四
另求《元史 刘秉忠传》 有另外的追加补分！
刘秉忠，字仲晦 ．．．．．．年五十九。

英语翻译辛仲甫 ,字之翰．．．．．．．年七十四另求《元史 刘秉忠传》 有另外的追加补分！刘秉忠，字仲晦 ．．．．．．年五十九。
原文：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义人.仲甫少好学,及长,能吏事,伟姿仪,器局沉厚.周广顺中,郭崇掌亲军,置仲甫掌书记.显德初,出镇澶渊,仍署旧职.崇所亲吏为厢虞候,部民有被劫者,诉阴识贼魁,即捕盗吏也,官不敢诘.仲甫请自捕逮,鞫之,吏故稽其狱.仲甫曰：“民被寇害而使自诬服,蠹政甚矣,焉用僚佐为?”请易吏以雪冤愤.崇悟,移鞫之,乃得实状.
太祖受命,以崇为监军.陈思诲密奏崇有奸状,上怒且疑,遣中使驰往验之.未至,崇忧懑失据,谓宾佐曰：“苟主人不察,为之奈何?”皆愕相视.仲甫曰：“皇帝膺运,公首效节,军民处置,率循常度,且何以加辞?第远侦使者,率僚属尽郊迎礼,听彼伺察,久当自辨矣.”崇如其言.使者至,视崇无他意,还奏,上大喜,归罪于思诲.
乾德五年,入拜右补阙,出知光州.州有横河与城直,会霖潦暴疾,水溢溃庐舍.仲甫集船数百艘,军资民储,皆赖以济.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诱营兵及诸屯戍,谋以长春节宴集日为乱.属春初,仲甫出城巡视,见壕中草深,意可藏伏,命烧苯之.凶党疑谋泄,有自首者.禽百余人,尽斩之.先是州少种树,暑无所休.仲甫课民栽柳荫行路,郡人德之,名为“补阙柳”.太祖问群臣文武兼资者为谁,赵普以仲甫对.
太平兴国初,迁起居舍人,奉使契丹.辽主问：“党进何如人?如进之比有几?”仲甫曰：“国家名将辈出,如进鹰犬材耳,何足道哉!”辽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义不可留,有死而已.”辽主竟不能屈.使还,以刑部郎中知成都府.既至,奏免岁输铜钱,罢榷酤,政尚宽简,蜀人安之.八年,加右谏议大夫.时彭州盗贼连结为害,诏捕未获.仲甫诱令自缚诣吏者凡百余人,余因散去.
淳化二年,出知陈州.代归,会蜀有寇,以仲甫素著恩信,将令舆疾招抚,以疾未行.咸平三年卒,年七十四.
翻译：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义人.仲甫自幼好学,长大后,擅长吏事,姿态丰伟,仪表堂堂,有才能器量,见识深远.后周广顺年间,郭崇掌管亲军,让仲甫担任掌书记.显德初年,郭崇外出镇守澶渊,仍让辛仲甫担任旧职.郭崇一个亲信官吏任厢虞候,有被抢劫的所辖百姓,说自己暗中认出贼寇的首领,就是捕盗的官吏,官府不敢追究.仲甫请求亲自去逮捕此人,并对他进行审讯,吏人故意拖延这个案子,仲甫说：“百姓被贼寇侵害却让他们无辜服罪,是政事腐败到了极点,还要政府官员做什么呢?”请求更换官吏以洗刷冤愤.郭崇终于醒悟,异地审查讯问,才查出实情.
太祖登基,任命郭崇为监军.陈思诲密奏郭崇有不轨行为,太祖大怒但又心存疑虑,于是派遣使者前去查验此事.使者还没有到,郭崇担心烦闷得无所适从,对宾客和随从说：“如果主上不能了解实情,我该怎么做呢?”众人都愕然相视,不知所措.辛仲甫说：“皇帝受天命而称帝,您首先效忠,军队百姓的治理安排,全都依照寻常法度,（朝廷）将凭什么给您加罪名呢?您只要远远地探知使者的情况,率领下属尽郊迎的礼节,任使者去探访调查,时间长了事情自然会明白.”郭崇就按照辛仲甫说的去做.使者到了以后,（经过探查）看郭崇并没有不轨之意,于是回去把情况报告给皇上,皇上大喜,反过来治了陈思诲的罪.
乾德五年,仲甫入朝,拜右补阙,出任光州知州.州境有横河与城相对,适逢久雨不停河水
暴涨,大水冲毁了房屋田舍.仲甫调集了几百艘船只,使得军用物资和民用储备都因此得以流通
补给.六年,调任彭州知州.彭州士兵引诱营兵和各屯守军,谋划在长春节宴会之日进行叛乱.时
值初春,仲甫出城巡视,见到护城河的草长得很深,想到可以隐藏埋伏,便命人将草烧光、拔除.
叛乱者因此怀疑是自己的阴谋泄露,便有人前来自首.仲甫捕获了一百多人,将他们全部斩杀.
在此之前彭州种树很少,夏天没有休息乘凉的地方.仲甫督促百姓栽种柳树遮蔽道路,老百姓都
非常感激他,因此将柳树命名为“补阙柳”.太祖问众大臣中有谁是文武兼备的,赵普拿辛仲甫
来回答皇上.
太平兴国初年,升为起居舍人,奉命出使契丹.契丹皇帝问他：“党进是什么样的人?宋国像党进这样的人有多少?”仲甫说：“国家名将相继涌现而出,像党进这样的不过是供驱使之辈,哪里值得一提!”契丹皇帝想将他留在辽国,仲甫说：“从守信用上说我要完成使命,从道义上说我不可以留下,如果一定要留我,我只有一死.”契丹皇帝最终也没能使他屈服.出使回国后,以刑部郎中任成都知府.到成都后,上奏免除成都府每年上交朝廷的铜钱,废除官府对酒的专卖,为政崇尚宽厚简便,蜀地百姓因此得以安居乐业.八年,被加封为右谏议大夫,彭州盗贼不断为害作乱,朝廷下诏缉捕却未能抓获.经过仲甫的诱导劝说,这些人中将自己捆绑起来到官吏处自首的达到一百多人,剩下的也因此解散.
淳化二年,担任陈州知州.任职期满回到朝廷,正碰上蜀地贼寇作乱,因为辛仲甫一向有很高的恩德和威信,准备让他抱病前去招抚,因为生病未能前往.咸平三年去世,享年74岁.

《宋史 辛仲甫传》的翻译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 ，最方今之所急之。"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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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 辛仲甫传》的翻译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 ，最方今之所急之。"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分下。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入谢，因为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上以为然。安石乃视事，琦说不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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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皇上对他说：“人们都不了解爱卿你的才能，都以为你只懂得经理学术，不懂的政治事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学问正是用来处理政务世事的，但后来很多所谓“大儒”，大部分都是才能庸俗之人，因此世上俗人才都以为经学不能辅佐治世罢了。”皇上又问：“既然这样那么你最先开始的施政措施是什么？”王安石答道：“改变劣习风俗，树立法规，是现在最亟需的了。”皇上认为是这样的。于是开设增置三司条例司机构，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一并负责。而后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等变法相继开始实施，号称新法，派遣提携推举各类官员四十余人，分派颁布执行新法。
御史中丞吕诲论述王安石十大过失，皇上因此贬吕诲外出任官，王安石推荐吕公著代替他担任原职。韩琦的规谏上疏承到皇上那儿，皇上有所感觉醒悟，想听从他的意见，王安石自己请求离开。司马光代皇上答复他的辞官诏书，上面写有“天下士人大夫群情汹涌，黎民百姓纷纷骚动”的话，王安石大怒，抗拒诏书自我申辩，皇帝谦恭的安慰辞谢他，命令吕惠卿颁布旨意，韩绛又劝皇上留下王安石。王安石入朝答谢，因此借机向皇上进言说朝中内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拉帮结党的状况，并且说：“皇上想要靠先王的正道来战胜天下流习恶俗；因此与天下恶俗做个轻重权衡，如果流俗恶习占上风，那天下人就都从流习了；如果陛下您的权力大，那天下人将都会归顺陛下左右的。权力与东西互相为轻重权衡，即使千钧重的东西，增加损失的不过是写钱财罢了。现在奸邪之人想败坏先王治世正道，来阻碍陛下的行动，于是皇上您与流俗恶习争权的时候，增加金钱开支，发挥的作用很小，而天下的权力将转移道流习恶俗一边了。这才是新法纷纷扰扰的原因。”皇上认为
有道理。于是王安石急需负责政事，韩琦的进谏没有成功。
<<刘秉忠传>>的译文
刘秉忠——大元帝国的设计师
刘秉忠（1216－1274），祖籍辽国瑞州（今江西高安），今绥中县前卫镇。元朝初年人，原名侃，字仲晦。曾为僧，法名子聪。元代政治家、作家，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建筑师。元世祖忽必烈对他言无不听，宠任益隆，曾经位至三公，官居太保。他向忽必烈倡导创建大元国号和皇帝年号，营建元大都（北京城的前身）作为国都，创建元朝的官制，制定朝廷礼仪、章服和俸禄制度，参与选拔官吏和推荐人才，使不少汉族知识分子参加到元朝政权机构之中，对元朝政体设计作出很大的贡献，对元朝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刘秉忠不仅是元朝初年的大政治家，他学问功底深厚，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使人和散曲家，自号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适。一生在天文、卜筮、算术、文学上著述甚丰，计有《藏春集》六卷、《藏春词》一卷、《诗集》二十二卷、《文集》十卷、《平沙玉尺》四卷、《玉尺新镜》二卷等。
刘秉忠曾祖于金朝时在邢州任职，因此移居邢州（今河北邢台)。蒙古王朝灭金后，刘秉忠出任邢台节度府令史，不久就归隐武安山，后从浮屠禅师云海游，更名子聪。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注意物色人才，他与云海禅师一起入见，忽必烈把他留在身边,商议军国大事。即位后,国家典章制度，他都参与设计草定。拜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改名秉忠。刘秉忠曾经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忽必烈采纳了，这就是元王朝命名所由来。刘秉忠的作品有诗、词和散曲。他的诗流露出三种思想感情：一是归隐，如《寓桓州》、《痴坐》、《谩成》。二是有用世之心，如《对镜》、《秋感》。三是在政治斗争尖锐时，感到进退两难，如《蜀先主孔明》、《留燕》。《元史》称他的诗作，萧散闲淡，和他的人品、风度一样。刘秉忠的词表现的思想感情，和他的诗作基本是一致的。不过更加清冷，在《好事近》中说：“一曲竹枝歌罢，满襟怀冰雪。”刘秉忠敬仰元好问,他有《读遗山诗》10首,其中有两句说：“自古文章贵辞达，苏黄竟不在新奇。”其实这也是他的创作追求,明白晓畅而不追求新奇,正是他的诗歌的特点。但同时也带来平淡而缺乏诗味的缺点，他的有些诗作还给人以诗句粗厉之感。元中叶时虞集和苏天爵等人批评中统、至元年间诗歌有粗疏笨厉之病，当是针对包括刘秉忠在内的一些作家而言的。刘秉忠的词宗豪放派，但偏于直露，这也是元代早期词作存在的普遍性弱点之一。刘秉忠著有诗集《藏春集》6卷,另有散曲12首，其中较好的有〔南吕〕《乾荷叶》和〔双调〕《蟾宫曲》。《蟾宫曲》是吊古伤今之作。《乾荷叶》保留着初期散曲的民歌风味：“乾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了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专门著录元代曲家的钟嗣成《录鬼簿》把刘秉忠列为“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可见他也是元代早期的著名散曲作家。
邢州在1220年即归蒙古政权统治，刘侃十七岁时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1238年，辞去吏职，先入全真道，后出家为僧，法名子聪，号藏春散人。1242年，他受到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的赏识，被推荐入藩王忽必烈(即元世祖忽必烈)的幕府。子聪博学多能，善於出谋划策，深受忽必烈重视，时年二十七岁。1250年，他向忽必烈上万言策，提出:“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主张改革当时的弊政，建立制度。如定百官爵禄，减赋税差役，劝农桑，兴学校等。他的主张对於忽必烈采用“汉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253年，从忽必烈出征云南。1259年，又从征鄂州(今湖北武昌)。1260年，忽必烈称帝，命子聪制定各项制度，如立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建元中统等。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命子聪还俗，复刘氏姓，赐名秉忠，授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同知枢密院事。至元六年，订立朝仪。至元八年，忽必烈以大元为国号，也出於刘秉忠的建议。刘秉忠还主持了元朝首都大都和陪都上都的营建。1251年，蒙哥即大汗位，以忽必烈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将营帐移到金莲川，并在1256年命他在当地建立一座新城。1258年，新城建成，定名开平，忽必烈称帝后改为上都。至元三年，刘秉忠又受命在原燕京城东北设计建造一座新的都城。新城规模宏伟，工程浩大，在刘秉忠和张柔、段桢等主持下，进展很快。至元九年，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的建议，命名新都为大都。至元十一年正月，大都宫阙建成。同年八月，刘秉忠去世。
刘秉忠长於诗词，沉郁豪迈，在元代文学中别具一格。其作品有《藏春集》六卷传世。
十三世纪初，崛起于漠北草原的成吉思汗挥师南下，赶跑了黄河北岸的女真人，在邢州设立大元帅府。这时候，勾画大元帝国的刘秉忠降生了。
时逢乱世，刘秉忠感慨“大丈夫怀才不遇，应当隐居起来寻找机会”，于是放弃官职上了武安山。过了几年，天宁寺高僧虚照禅师听说刘秉忠是个人才，派弟子请他下山：“不要在那里作道士了。”于是刘秉忠在天宁寺当了和尚，做了虚照的徒弟，法号子聪。其实道士也罢，和尚也罢，对于刘秉忠来说，出家是假，寻求机会是真。师徒二人游历山西大同，他看南堂寺是个好地方，就居留了下来。
1242年，高僧海云印简（1202----1257）奉召前往和林漠北王府觐见忽必烈，路过大同，听说刘秉忠博才多学，邀其同行。有机会接近蒙古亲王，刘秉忠自然很高兴地答应了。忽必烈召见二人，问：“佛法里有没有安天下的办法呢？”海云回答道：“应该在天下大贤硕儒中求问古今治乱兴亡的事情。” 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精于易经，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术，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忽必烈大为赏识，于是把刘秉忠留在幕府，参与军政大事，令其还俗，赐名秉忠。和林之行，刘秉忠得遇明主，自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蒙古帝国的命运。
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在金莲川设置王府，管理漠南地区，广招汉族人才，开始施展“大有为于天下”的抱负。刘秉忠、姚枢等人辅佐忽必烈在金莲川制定了“广招天下英俊，讲论治道”的用人方略及施政方针，藩府旧臣，四方文士，大批有识之士迅速云集到忽必烈的王府，由刘秉忠荐引，他的同学、学生、故交如张文谦、张易、李德辉、刘肃、李简、张耕、马亨、王恂、刘秉恕（刘秉忠弟弟）等，先后进入王府，为忽必烈献计献策。1251年，受封邢州的答剌罕（蒙古贵族称号）上表忽必烈，陈述情况说，邢州连年天灾人祸，百姓逃散，没有多少户人家了，快派有能力的官员来治理吧。刘秉忠与张文谦一起向忽必烈推荐熟悉邢州情况的燕赵名士张耕和刘肃，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在邢州设立安抚司，派近侍脱兀脱带张耕和刘肃前往。邢州吏治，是忽必烈潜邸中汉臣的初步贡献，也是刘秉忠向事业成功迈出的第一步。
蒙哥汗六年（1256年），忽必烈为便于统治中原地区，命刘秉忠在恒州东、滦河北岸的龙岗（今内蒙古多伦附近）兴建都城，三年竣工，命名开平。1259年蒙哥汗在南伐南宋中战死，忽必烈听从张易计策，抢在其弟阿里不哥行动之前，从武昌出发，带着刘秉忠、姚枢、郝经、廉希宪、阿合马、董文忠兄弟等重要谋士，日夜兼程，轻骑奔回北方；公元1260年6月4日，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设开平府，年号“中统”，取“中原正统”中两字，大有囊括天下之意。1264年又改年号为“至元”，取自《易经》中“至哉坤元”。
至元三年，刘秉忠受命在原燕京城东北设计建造一座新的都城，命名新都为大都，郭守敬负责都城水系和建筑材料的运输问题，这就是明清两朝的皇城，今天的北京。公元1271年的旧历十一月，刘秉忠领衔给忽必烈上了呈文：“元正、朝会、圣节、诏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就是说按照忽必烈认可的方案，制订典章朝贺礼仪制度以及命名国号行朝仪的一系列策划工作已经完成，蒙古大汗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原正统的至高尊者。
至元十一年（1274年），刘秉忠随元世祖到上都避暑度夏。同年八月，刘秉忠在南屏山别墅无疾而终，时年五十九岁。元世祖得到丧报，非常吃惊，悲痛不已，他对群臣说：“秉忠事朕三十多年，小心缜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只有朕知道，别人是不会了解的啊。”于是委派礼部侍郎赵秉温护丧，厚葬大都，最终改葬邢州祖茔（今邢台县贾村）。刘秉忠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死后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在有元一代，汉人有这样尊贵荣誉的人，仅刘秉忠一人。
刘秉忠精于周易，能知道前后事。据明朝首辅朱国桢岁著《涌幢小品》记载，明嘉靖年间，刘秉忠墓被盗，内有石刻写明：为盗者李淮。事情传到官府，盗墓者被捕，果然是李淮。古籍记载的准确性有待于考证，但刘秉忠生前博才多学，细查善断，为历来史料所公认证实，也是深受忽必烈信赖和重用的主要原因。
刘秉忠不愧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设计师之一，他不但为元王朝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而且以《周礼·考工纪》关于都城建设为指导思想进行规划修建的元大都，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都城中最接近周礼之制的一座都城。元大都城的平面设计，皆以汉统治者建都思想为主导，即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之制。新建之城街巷规划极有规律，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除了大小街之外，还有384火巷、29弄通，颇为壮观。元大都奠立了近代北京城的雏形，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元大都从1267年开始修建，直到1285年才告完工，历时18年之久。元大都城墙周长28公里多，宫殿巍峨，寺庙雄伟，园圃美丽，街道宽敞，规模宏大，规划整齐。欧洲人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对元大都的详细描述，引起西方人对东方帝国的无限神往。
■建造开平府展现了刘秉忠卓越的才能，并为他日后规划营建元大都打下基础
1232年，刘秉忠17岁时，进邢台节度使府中做令史，即秘书。不久，因不甘于埋没在平庸乏味的文牍工作中，弃职隐居，后拜虚照禅师，出家为僧，法名“子聪”。
《元史·刘秉忠传》说他“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
1247年，蒙古朝廷把邢州赐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的封地。海云禅师闻知刘秉忠“博学多才艺”，把他推荐给忽必烈。刘秉忠的学问得到忽必烈的赏识，留他在身边做了谋士。
1251年，忽必烈之兄蒙哥即位为蒙古大汗，蒙哥命忽必烈总治漠南汉地。忽必烈深知，要征服和统治广袤的汉人地区，只靠打打杀杀那一套老办法是不行的。忽必烈重用了刘秉忠及一批有才能的汉人。这一年，刘秉忠向忽必烈提出了一整套治理天下的纲领性建议。此后，忽必烈受命于1253年征伐云南大理，
于1259年征伐南宋鄂州，刘秉忠都随从出征，并多次劝告忽必烈不要滥杀无辜。
1256年，蒙哥大汗想要选个适宜的地方建一座城市，忽必烈推荐了刘秉忠担此重任。刘秉忠选址在恒州滦水之北的龙冈（今内蒙古多伦附近），用了三年时间，建成一座城市，即开平府。这次他展现的卓越才能，使他在日后规划营建元大都时，成为忽必烈手下首选的人才。
■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把国都由上都开平府迁至燕京
1259年，蒙哥大汗死于征伐南宋合州（今四川省合州）的钓鱼山之役。正在围攻南宋鄂州（今湖北省武昌）的忽必烈闻讯撤军返回草原，于1260年在开平府即位为蒙古大汗。忽必烈政权的内外官制，如朝廷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地方的路、府、州、县等机构编制，均出自刘秉忠之策划。当时还建立了年号为“中统元年”，这是蒙古自成吉思汗开国以来首次使用年号。
1264年，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定都于燕京（金中都故地，今北京地区），并为忽必烈设计了新的年号“至元”。忽必烈言听计从，下诏改当年的“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定燕京为“中都”，令刘秉忠赴燕京规划营建。
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把国都由上都开平府（在北京以北约300公）迁于燕京的动机，其实与当年金代完颜亮由上京会宁府迁都于燕京是颇为类同的：一是忽必烈即位为大汗，并未按蒙古惯例，经“库里尔台大会”推举，而是凭实力自立,很多贵族不拥护他；二是忽必烈自1251年受命总治漠南汉地以来，针对汉人地区的特点，重用汉人，实行汉制，触犯了蒙古贵族顽固派的利益，很多贵族反对他，甚至发动过武装叛乱，他需要摆脱反对派的牵制；三是当时在中国北方，从金国手中夺得的疆土需要就近统治，在中国南方，对南宋政权尚有待于征服；四是燕京的地势水土，远胜于蒙古草原。
■不受旧城约束，刘秉忠决定在金中都故城东北方营造新都城
刘秉忠衔命在燕京相度踏勘的结果，是决定在金中都故城的东北方，以金代行宫大宁宫为中心（今北海公园），营建一座新都城。其原因一是金中都城已于1215年被成吉思汗的大军摧毁，无法利用；二是大宁宫未遭破坏，忽必烈数次前来燕京时，都曾在琼华岛上的广寒殿暂住；三是金中都故城缺少充足的水源，当年金中都的莲花池和莲花河水系即不敷使用，而新城址可以利用玉泉山和高梁河的水系，并且著名水利家郭守敬已在1262年着手规划此事；四是另建新城，可以不受旧城束缚，能按理想放手规划。
刘秉忠规划的新都城，参用了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每边开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城中干道九纵九横），经涂九轨（纵向的干道可并行九辆马车），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想描述。
1267年，刘秉忠首先营建皇城和宫殿。皇城以大宁宫太液池中的琼华岛为中心，西岸是太后居住的隆福宫和太子居住的兴圣宫。东岸是“大内”。大内南部是以大明殿为中心的举办典礼朝会的外朝区，北部是以延春阁为中心的日常办公和生活的内廷区。大内以北是御花园。太庙建在城东，即“左祖”，社稷坛建在城西，即“右社”。主要的市场设在城西北部积水潭北岸的“斜街市”，即“后市”。因积水潭是大运河的终点，是货物集散地，适于交易。此外还有东市、西市。
1271年，忽必烈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将国号“蒙古”改为“大元”，忽必烈由蒙古
大汗成为大元皇帝，即元世祖。
1272年，忽必烈还将正在建设中的新都城由“中都”改称为“大都”。
1274年，大都的宫殿建成，这年正月初一，忽必烈在新宫殿中举办大典，接受百官朝贺。而这朝贺的礼仪制度，也是刘秉忠制定的。
大都城继续施工，至1276年基本建成。
■中心台位于今天北京鼓楼，它为元大都四面城墙的定位提供标准
刘秉忠在相当于今北京鼓楼的地方，建立了一座中心台，以此为四面城墙的定位提供标准。他规划的大都城为南北向略长于东西向的长方形，周回60里，面积约为金中都城的2.7倍。共开有11个城门，北面是健德门、安贞门，东面是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南面是文明门、丽正门、顺承门，西面是平则门、和义门、肃清门。城门相对之间都有通衢大道，即《考工记》说的“九经九纬”，纵横街道所分隔成的方格地块，即为“坊”，坊内是居住区或衙署区。大都城共有50个坊，每个坊都有吉祥的名称，如今天北京阜成门内大街东部地区，在元朝就属“金城坊”。忽必烈曾下诏规定，原住在金中都旧城内的有钱人家和官员，可以优先在大都城内各坊领取地块，每家八亩，建造住宅。不准超标准占地，也不准占着地不建房。不建房的人家，要把地块让出来交别人建房。这个诏书应是北京城里关于房地产规定的最早的文件。
明代《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元末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一步约合1.54米），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即是今天说的“胡同”，出自蒙古语。
刘秉忠在主持营建元大都的工作中，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学。他不仅依据《周礼·考工记》制定了大都城的总体方案，还依据《易经》为大都各城门制定了寓意典雅的名称（其中有些名称，直至今天还被沿用作地名），例如：
丽正门：出自《易经·离卦》“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文明门：出自《易经·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安贞门：出自《易经·讼卦》“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不仅如此，就连元朝的国号和年号，也是刘秉忠依据《易经》制定的。国号“大元”，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年号“至元”出自《易经·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刘秉忠所主持营建的大都城城墙，历经700余年风雨，在今北京市的北土城东路、北土城西路和蓟门桥一线的西土城路，还留有遗迹，已辟为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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