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有哪些是廉政人物?急需找一些有关廉政人物的故事,注意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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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有哪些是廉政人物?
急需找一些有关廉政人物的故事,注意是故事,

古今中外有哪些是廉政人物?急需找一些有关廉政人物的故事,注意是故事,
寇准,刘罗锅,纪小岚, 在封建社会中,民间对好官称为清官.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对好官一般不称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未年开始,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化,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封建社会的清官,其实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只是,比之于贪官而言,他们毕竟对人民有益,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社会历史起过一定的作用,也更为人民所称道；他们廉洁奉公、公正执法的一面,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仍不乏学习、借鉴意义.因此,我们从中国古代的清官中,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十人作一简要介绍.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狄仁杰--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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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包拯--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况钟--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汤斌--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星移斗转，光阴荏苒。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整整20个春秋了。20年前，百万首都人民肃立十里长街，顶风冒雪，哭送周恩来灵车的动人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随着时光流逝，人们对周恩来怀念和敬仰之情，不但没有淡薄，反而与日俱增。
那么，周恩来为何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博得人民的颗颗爱心？这是因为，一方面，他在缔造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为党和人民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他毕生严于律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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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移斗转，光阴荏苒。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整整20个春秋了。20年前，百万首都人民肃立十里长街，顶风冒雪，哭送周恩来灵车的动人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随着时光流逝，人们对周恩来怀念和敬仰之情，不但没有淡薄，反而与日俱增。
那么，周恩来为何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博得人民的颗颗爱心？这是因为，一方面，他在缔造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为党和人民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他毕生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不求索取，但求奉献，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连自己的骨灰都撒到中华大地，完全彻底地实践了他“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的宏愿。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周恩来特有的纯真的人格魅力，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的爱戴和钦佩，甚至连他的一些国内外政敌也不得不为之折服。
周恩来廉洁自律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也是一贯的。在此，仅就同当前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要求相关的一些方面，列举一些具体事例。这样，难免挂一漏万，不过可以从细微处见精神。
（一）对待个人生活
衣着——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精心织补后继续穿。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他的衬衣磨破了，换上新的领口和袖口照旧穿。1963年，他出访亚非欧14国，到了开罗，他换下缝补多次的衬衣，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只好请我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并叮嘱洗时不要用力，以免搓破。大使夫人看到后，感动得边洗边流泪。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饮食——周恩来的家常饭菜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他规定的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的家常饭菜。他说：“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他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搞特殊，离开时一定付清钱和粮票。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有一次，他出差到上海，听说有的领导同志带着夫人、孩子到地方去，所有的食宿费用都由地方开支，非常生气。回北京后，他在全国第三次接待工作会议上向各省市代表提出：“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担，都要给客人出具帐单，由本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他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他吃饭，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看到这种情景，这位机长后来感慨地说：“我心里不禁百感交集。什么叫廉洁，看看总理就知道了。”
住房——建国初期，周恩来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厅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湿阴冷。身边工作人员于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缮，但他坚决不同意。1959年底，趁他和邓颖超出差外地时间较长，对西花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他回京一进门就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你们修的？！”他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发、窗帘、吊灯等陈设。事后，对这次“修房风波”，他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用车——周恩来对自己乘坐的轿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后来他经常乘坐的专车是红旗轿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国产车。”国家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后，有关部门想给他换一辆。他不同意，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在用车问题上，他公私分明，毫不含糊。他去理发，医院看病，探亲访友，看戏等，都算作私人用车，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照章付费，从工资中扣交。
周恩来的基本生活要素，衣食住行的俭朴作风，受到了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交口称赞。有位秘书说：“总理除了工作，个人一生无所他求。特别是生活的俭朴，更是众口皆碑。”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想象到了什么程度。
同周恩来接触较多的一些知名人士，对他廉洁俭朴的生活作风也是赞不绝口。宋庆龄说：“周总理在个人生活和作风上，和他在政治上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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