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经常有：某某联合九卿上奏,这的九卿和秦三公九卿一样吗我感觉不太一样呢

明朝中经常有：某某联合九卿上奏,这的九卿和秦三公九卿一样吗我感觉不太一样呢
明朝中经常有：某某联合九卿上奏,这的九卿和秦三公九卿一样吗
我感觉不太一样呢

明朝中经常有：某某联合九卿上奏,这的九卿和秦三公九卿一样吗我感觉不太一样呢
明代的政府组织
　　甲、明代之中央政府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从明迄今,六个世纪,五百多年,西方欧洲走上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中国也复如是.明以后接着就是清,我们要了解清代,该先了解明代,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没有宰相了,又怎样办呢?从前唐代是三省分职制.一个中书省,一个门下省,一个尚书省.到了宋代,门下省退处无权,给事中大体也如谏官般,变成和宰相对立,很少能对诏谏行使封驳权.其时的宰相,则只是一中书省.自元迄明,中书省还是正式的宰相.直待明太祖把中书省废去,只留中书舍人,仅是七品小京官,其职守等于一书记.在唐代,中书舍人是代拟诏敕的,现在只派成管文书与抄写之职而止.给事中在明代也是七品,却还有封驳权.中书门下两省都废了,只剩尚书省,但尚书令及左右仆射也不设了,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头负责,就叫做六部尚书,这是一种秃头的尚书,在唐宋时,六部中每部的第一个司称本司,如户部有户部司,吏部有吏部司,其余礼、兵、刑、工各部均然.而尚书省则有尚书令,为正长官.左右仆射为副长官.现在明代则等于升本司为部长,六部就只是六个尚书,变成一个多头的衙门.六部首长,各不相属.这些尚书都是二品大员,这已经是当时最高的官阶了.
　　此外有一个都察院,是由御史台变来的,专掌弹劾纠察.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督之下.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来,并称七卿.
　　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国中外一切奏章送给皇帝的,都归通政司,这是一个公文出纳的总机关.大理院主平反,一切刑法案件到最后判决不了,有什么冤枉,都可以到大理院求平反.刑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法司会审.
　　上述的九卿,实际上只前面七卿比较重要,后面两个卿就不重要了.在这九卿之上,更无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而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刑部不能管吏部,吏部不能管户部,政府诸长官全成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
　　武官则有大都督,全国有五个大都督府（唐朝有十六个卫）,他们都只管出外打仗时带着兵.至于征调军队,一切动员工作,这是兵部的事,不在大都督职权内.
　　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皇帝.我们若把明代政府这样的组织,来回头和汉唐宋各代的传统政府一比较,便知以前宰相职权在政府之重要.但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亦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有许多事,是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当时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开会来公开推举,这叫廷推.倘使有大事,各部不能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做廷议.倘使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狱,这叫做廷鞠.这一制度,本来汉代早就有,朝廷集议大事,屡见正史记载,可见一切事,还不是全由皇帝独裁的.
　　再说给事中,他官阶虽只七品,但在明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官.明代给事中是分科的,依照尚书六部分六科.如户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礼部给事中,故又叫六科给事中.大抵这个人静悉财政,便派做户部给事中.那个人懂军事,就派做兵部给事中.皇帝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行下全国.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如关于财政问题,上面命令到了户部,户部给事中,就可参加审核,发表意见,这好像现在西方政府中的专家智囊团.只要他们不同意,仍可原旨退还.而且给事中并无大官,可以各自单独发表意见.遇到廷推、廷议、廷鞠,他们也可出席.一般说来,他们的意见是很受尊重的.若他们表示反对,在当时谓之科参.往往六部尚书因为科参,束手无策,只有把原议搁下.这仍然是当时君权之一节限.
　　乙、明代内阁制度
　　然无论如何,在明代,一切事,总之是皇帝最后总其成.但皇帝一人当然管不尽这许多事,因此我们就得讲一讲皇帝的秘书处.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因为皇帝在宫里办公,他需要几个秘书帮他忙,这些人的办公地点在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阁.这些处都在内廷,所以这些人就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原本的官阶只五品,而六部尚书是二品,可见内阁学士在朝廷上地位并不高.上朝排班,大学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书的下面.今且说这些大学士做些什么事情呢?在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听他们意见,做皇帝之参考.奏章批答,从前是宰相的事,现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所谓“传旨当笔”.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样办,那事怎样批,他们只照皇帝意见写下.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
　　据当时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当预闻的事当然多.远从秦始皇帝时,早已把天平秤着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况到明代?那时,西方还没有现代像样的英、法诸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小国家,不论疆土那么小,政治规模也简单得可怜.这当然不能与中国比.试问当时偌大一个国家,件件事要经皇帝批核,这当然很困难.我们试看北平故宫,前面三大殿,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既相当远,北平之气候九月就结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冻,早上天气尤其冷.而中国政府传统习惯,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早上跑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一律须先到朝房,静候皇帝上朝.皇帝出来,天还没大亮,遇到天气寒冷,那时也没有近代的防寒设备.火炉很简陋,生些炭火,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现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实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与被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烦.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裁的皇帝.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缩,便不能这样做.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不过阁权虽重,而他们的官阶还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这样一来,内阁学士地位虽不高,尚书地位是高的.同时也和宋代般,他们都有经筵讲官.经筵讲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读书的,那是皇室的老师.由曾任这些官职的人来兼内阁大学士,自然和皇帝关系是既尊且亲了.所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尊严了.然而明朝大学士的官衔,却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譬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类,他的本官还是尚书,大学士还是一兼职.直到明代亡国,大学士还是一个五品官.不过上朝时,他以尚书身份而兼大学士,已经是站在其他尚书的前面了.然照制度正轨论,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自然只如一秘书.后来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谘询大学士意见.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学士们时常见面,内外一应章奏,现由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宫里,在由皇帝细阅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过,拿这条自撕了,亲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却并无办法,算只有给事中有时可以封驳.给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过皇帝.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独裁了.不过碰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来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只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阁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们应知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有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最有名的就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当时人传说他抽大烟,真假不知,不过这也很可能.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大臣.但我们也不能尽怪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们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宫,而要处决一应国家大事,这何等的不容易.无怪他们要怕事偷懒,避不上朝.我们只该怪明太祖订下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一制度确实在要不得.
　　现在再说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地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私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当初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太祖心里尽明白,废了宰相,由皇帝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权.正如汉武帝把相权揽在宫里,也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这些可有之流害,他们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这种情形下,外面弄得没办法,内阁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因为内阁见不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明代有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是近人所推中国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个,但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揽实权.在神宗万历还没有做皇帝时,张居正就是神宗的师傅.神宗做了皇帝,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而且又是内阁大学士.然而先生见不到学生面,大学士照政制论,是无法主持政令的.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勾结,他才能舒展抱负,来策动当时的政事.但当时朝臣大家都反对张居正,说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不该弄权专政.这批评实在也不错.当时尚书六部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须听命于皇帝,并不须听命于内阁.若内阁和六部发生意见,六部可以说：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非大臣.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把.他不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并非宰相,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然而明代的制度,则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六部尚书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当时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心里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长官,分理国事,只受皇帝节制,你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你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责任,你不该借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你越权.因为张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这又是他不对.给事中虽官阶低,但在当时政制法理上,一切文件,该他过目,这是不错的.内阁则并无必须预闻之职权,只皇帝私下要他预闻才预闻.所以当时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市没有理由答辩的.他于是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丝毫也不错.然试问当时何尝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张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国政治传统,皇帝不该干预宰相的事,此在讲汉、唐、宋三代政制时,已详细述及了.现在是内阁不得干预皇帝的权,就明论明,是不错的,张居正也无法自辩.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这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张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已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家的大本大法呀.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不法之至吗?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的.张居正要以相体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就因为认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这不是专就他功业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义言.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当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汉、唐、宋传统有了很大的变化.张居正并未能先把当时制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在政治影响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们以上的说法,只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至少在当时那些反对派的意见是如此.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层,正为阐明制度如何牵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
　　丙、明代地方政府
　　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明代亡国以后,当时有两位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政治制度,和此下中国政治的出路.一位是黄梨洲,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访录》,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他认为将来只有再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政府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另一位顾亭林,著有一部《日知录》,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他举了历史上许多例来讲.总而言之,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地方政治干不好,天下就大乱.他们两人的着眼点,一上一下,各有不同.黄梨洲注意在上面,顾亭林注意在下面.但我们若细看全部中国政治史,便知他们两位所说,同样是颠扑不破的教训.
　　从中国传统历史意见论,地方政府制度最好的要推汉代,但唐代地方制度也还好.让我们举一例来说：中国地方这样大,现在有飞机、火车、电报,政令传达,不感觉多么的困难.从前交通完全靠驿骑,这就不容易.驿路可通全国,到处都有站,当时则叫做亭.唐代首都在长安,若要发一公文到番禺（广州）或者到杭州与福州,都非常困难的,这我们可以想象到.但当时并不曾因交通之辽远,递讯之困难,而政事上有所失误.当时公文,也分缓急等次,好像现在发电报要分加急电和普通电一样.当时递送某种公文一点钟马该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规定.从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多少时,慢的多少时,都规定了.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的到达了,守站的早把吃的喝的都预备好,此人吃饱喝够,稍稍休息,再换一匹预先喂好了的马,继续跑.第一天到什么地方歇,第二天到什么地方歇,都有限定.因此几天内,如限赶到,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打电报利用科学,从前全靠人力马力.每天户部吏部,尚书各部都有公文送往各地,一匹马来,一匹马去,络绎于路.现在的火车轮船,有时还误点,古时驿骑误点,更该是寻常事.但也总得多少照规定时限到达.否则,政事就会乱,国家就会垮台.举此一例,便知现在我们所喜欢说的中国人一向没有时间观念那句话,也不尽正确呀.照理论,空间愈大,时间愈紧要,中国人若无时间观念,不该能统治管理偌大的空间.
　　再说那些站,建筑也极讲究.假山、水池、亭阁、厅房、洗澡间、马房,一应设备都周全.送公事的到了,总给你休息得很好,好让你明天再精神饱满地上路.即使不睡觉、不过夜,休息一两点钟,也足够恢复你疲劳.同时替你准备好新马,给你继续上路.马力也分等级,携带第一等紧急公文的,便给你第一级快跑的马骑.这些荒山穷谷的守站人,也决不会误你事.由这一个例,可见当时行政效率之高.但这种功绩,并不能全归之中央,这不是宰相和工部尚书的事,而是地方政府的事.顾亭林亲自走过的地方着实多,据他说：只要看见一条大路,路基铸得坚实平坦的,询问查考,多半是唐代留下来.只要看见一座大城,坚厚雄壮,一经询问查考,也多半是唐代留下来.驿亭的建筑遗址,顾先生也看得多了,他才追怀到唐代的规模.据他《日知录》所讲,真好像近代欧洲人眷念推崇罗马古迹般.但罗马是帝国主义者征服四周,一切为武力而措施.唐代则完全是地方政治之完善.两者间用意不同,而顾先生也不是漫无用意,如考古家般来赞扬唐代.他的用心,正在针对着明代之实际情况.让我们继此来讲一讲明代的地方行政吧!
　　丁、元明以下之省区制度
　　要讲明代地方行政,最重要该首先提到的,就是现在的所谓省区制度了.今天我们还用着行省这名词.行省制度,不始于明代,这是从元代开始的.也可说金代先已有行省了.但正式成为制度的是元代.我们今天俗称江苏省、浙江省,省像是地域名.但历史上省字原始是衙门名,非地域名.在金元两代,开始有行中书省.中书省是当时中央的宰相府,一般称为都省.行中书省是由中央宰相府（都省）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外面.这因蒙古人征服中国,不敢把政权分散,要完全把握集中在中央.某地方出了事,就由中央宰相府派一两个人去镇压,行省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过去御史台派人考察地方行政,今天在这里,明天到那里,所以有行台.中书省是中央政府最高机关,怎样可以分一部分在江苏,又分一部分在广东呢?这是元代一个极不合理的制度.这因异族征服了我们,跨驾在我们头上.最先使用这一制度的还是“金”.不过无论是金或元,都是外族用此制度来统治中国,都是不放心把政权交给地方,也不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连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治.此如现在英国在香港,过去在印度,都设有总督,殖民地总督是直属皇帝的.在名义上,殖民地总督,由英国皇帝派,不由内阁派.此因内阁代表国会,国会代表民意.殖民地根本不许有民意.英国本土可以有民主,有自治,像香港、印度殖民地等便不能有民主与自治,所以也不该有地方官,直由皇帝派一总督来管理.可见任何一制度,其背后都有意义可说.元代的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这个地方来管事.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元代是有中央无地方的,中国只是其征服地,像英国的香港.
　　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在当时,并不是说把全国划分成几个地方行政区,乃是这几区地方各驻有中央宰相,即成为中央宰相府的活动分张所.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换言之,是中央侵入了地方.中央需要派一个大员来镇压某地方,就派一个外驻的宰相.在元代,共计有如是的十个分张所,并不是全国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个区.行省制度在法理上的实际情形是如此.
　　再深一层言之.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行省制度的历史来源确如此.所以直沿袭到近代,依然有其痕迹可寻.我们现代的省区分划,和唐宋时代的道和路都不同.如江苏：徐州是一个军事重镇,它一面是山东,一面是河南与安徽.徐州属江苏省,但它的外围,江苏管不着,如是则江苏的总督或巡抚就无法控制了.南京也是一军事重镇,但如广德不守,或者芜湖放弃了,南京也不能保,而广德、芜湖也都不在江苏的管辖内.任何一省都如此.给你这一半,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这是行省制的内在精神.
　　元代这一制度,明朝人自然懂得它用意.明代人明知这一制度在名义上就说不通.而且明代也废去了中书省,更何来行中书省?所以把行省长官改成为承宣布政使.全国正式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使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门.我们若正名讲,该说明代的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三个布政使司,不该说它分成了多少行省,或说多少省.到清代,在承宣布政使之上,又常设有巡抚和总督.巡抚总督在明代是非常设的官,故地方行政首长之最高一级是布政使.但称布政使司为行政区域,已经是名不正,言不顺.就官制言,地方区域,也不该称为司.而清代则更无适当称呼,于是仍沿袭称了省.譬如有江苏布政使,有江苏巡抚,而江苏地区则称为江苏行省或江苏省.清代一统志是这样称呼的.其实省的称呼,更是名不正言不顺.又清一统志把省区再综合划分,如称关东三省（山海关以东）,或岭南三省（广东、广西、福建）之类.这更是无意义.这是把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混淆了.后来中国人果然为此误事.别的不管,只叫广东省、广西省,不说岭南三省,或南三省,而独关东三省因为清代限制中国人出关,常把来混合称为关东三省,不分开,而后来又把关字省了,只叫东三省.习俗相沿,好像东三省和其他省区有不同,全国只知道有一个东三省,却不看大清一统志,岭南也有南三省.其他省区全都如此并合称呼,东三省并不和其他地区有两样,而我们却误认它是两样了.后来又有人把东三省误叫为满洲,这更大错特错.满洲只是吉林省松花江外长白山附近一小区域,在明代属建州卫,唐称府,明称卫,这是军事区域的名称,并不是东北的行政区域.关东三省,才是东北行政区域,而尚不全是行政区域.而一般人不注意这些事,或者满洲人要故意把满洲两字的地域观念放大,所以他把省区也勉强分为关东几省,岭南几省等不合理的称呼,来牵强混淆.而后来日本人又推波助澜,故意把东三省说成是另外一区域,而且东三省就是满洲.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混淆.后来弄出溥仪的伪组织,自称满洲国,认为是满洲人统治着满洲,实际上东三省哪可与满洲相提并论?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清代学者中,就有人主张不用行省或省字,而正名称为布政使司的.然而总督巡抚又如何称呼呢?所以当时也没有人附和.然而行省之称到底是不妥,又加说本部十八省,那更荒谬.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秦代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本部?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此刻又有所谓华南、华中、华北等称呼,试问中国政治区域上,有没有这些分法呢?中国人不注意,大家跟着这样叫,现在还没有事,不要紧,十年二十年以后,说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发生问题.连我们的脑筋里,观念上,也会发生问题的.如想我们是华南,你们是华北,这些观念,都会发生很大作用.这因讲元代的行省,而牵连涉及.这都该值得我们警惕的.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下把这字革除,再不沿袭.
　　戊、明代地方之监司官与督抚
　　再说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