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经济方面分析中美、中日外交关系

从政治、经济方面分析中美、中日外交关系
从政治、经济方面分析中美、中日外交关系

从政治、经济方面分析中美、中日外交关系
中美政治关系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史称《上海公报》),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35年来,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中美关系在经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之后,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
　　两个大国关系发展的风雨历程 中美之间的严重对抗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在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总体处于对抗状态.从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到该阵营分裂,再到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一直处于敌对和对抗状态.美国敌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承认、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并与之保持外交关系,该政策到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才有所松动,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时美国才彻底结束该政策.在此期间,美国与台湾签定《共同防御条约》并在台湾驻军,公然破坏和阻挠中国收复台湾,导致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激烈对抗,并曾经发生两次台海危机.美国在70年代初以前,在政治和经济上对华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政策.
　　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上的竞争对手,但在经济上中美是合作伙伴.在战略关系层面上,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最终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因此需要通过在台海进行军事对抗的方法牵制中国的崛起.
　　为了防止中美之间发生对抗,中国有必要向美国进一步明确中国核心利益,以及维持核心利益的决心,以避免因误解引发的不必要军事冲突.
　　中美经济关系
　　2006年9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会谈后共同宣布,根据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达成的共识,正式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简称 sed）,旨在解决双边经济关系中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sed对话一年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由此应运而生,它是中美建交以来规格最高的经贸交流机制,同时也是唯一一个被美国冠以“战略”两字的中美之间的双边对话.这表明,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动业已具备全球性和战略性的影响力,双边对话的意义已经上升到了战略层面.
　　中美贸易额1979年为24.5亿美元,1988年为100亿美元,9年增长约4倍,而此后双边贸易1990年为118亿美元,1999年为614亿美元,9年增长约5.2倍.中美贸易2004年达到1800亿美元,2005年走过2000亿美元.中国仍然有顺差,但美国对华出口过去几年超过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中国成为美国第3大贸易伙伴,是维系其“一超”地位不致下滑的巨大新兴市场.近些年来,中美双边经易摩擦时常出现,但双方的协调也更为频繁,经贸问题没有滑入政治化的现悬崖峭壁.而且处理分歧的过程中,双方协调的意义已超越双边.
　　记得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过一句话：经贸关系一直是动动荡不定的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石.此话回味余长.从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长期过程来看,它并不总随着政治关系好坏的节律起舞.随着中国崛起姿态日见明晰,中美在经贸问题上的相互依存性将更为增强.
　　目前中美在经济上已经形成较大的利益互补关系,
　　综合叙述
　　从美国的观点来看,我跟你合作有利可图,你就是朋友,就是伙伴.但是,不管朋友不朋友,人总是互相竞争的；人们和平共处,竞争、摩擦总不可免,不过也可以利用外交手段来摆平,避免冲突.这就是美国对任何国家,包括中国的基本态度.中国从来没有任何时候想威胁美国,这是显而易见；美国也从来没有想把中国从地球上开除,谁想这样作,美国人就会认为他是白痴.
　　非同步的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
　　即中美政治关系的跌宕起伏与持续稳定扩大的中美经济关系没有同步性,甚至相关性也不是很明显.中美政治关系和中美经济关系当然有许多内在的联系,但两者的变化不是同步的,有时可能是逆向的.
　　中美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变化是不同步的,甚至是逆向的.二是冷战结束后的11年.冷战结束后,克林顿第一任时,中美政治上的对立的程度要比克林顿的第二任严重得多,而后布什执政后中美关系再次出现倒退.克林顿对华政策的变化的直接原因是1996年在台海地区发生的中美军事对峙.中美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促使克林顿政府出台了对华全面接触的政策.从此中美关系不断改善,1997年中美领导人达成共识“努力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布什2000年上台后将中国当作“战略竞争者”加以防范,从而双边关系再次倒退.然而,冷战结束以来的11年里,中美政治关系的这种低高低的曲线与中美经济关系的趋势完全不同.如果比较贸易额,我们发现这三个阶段贸易额都呈一路上升趋势,由1990年11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428亿美元,此后由1996增长至2000年的744亿美元,布什执政后中美贸易额在2002年将可能增长至900亿美元.如果比较这三个时期的贸易额年均增长速度,则约为24%,14.8%和10%,则是一路下降.两种不同的比较方法都表明这11年里中美政治关系的变化与经济关系的变化没有相关性.
　　中美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共同利益基础不同.中美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发展进程之所以没有同步性,甚至缺少相关性,其根本原因是中美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利益基础不同.中美政治关系的基础是两国战略利益.两国战略利益一致与否决定了两国政治关系是伙伴还是对手,而两国战略利益的一致或冲突的程度则决定了双边政治关系好与坏的程度.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美之间具有巨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即共同遏制前苏联的军事威胁,因此中美保持了实质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988年美苏批准中导协议,里根宣布冷战结束,不再认为苏联是“邪恶帝国”.由于共同战略利益的消失,因此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也就维持不下去了.由于没有了共同的战略威胁,因此冷战后,每次中美政治关系的改善都无法超越非敌非友的性质.即使9.11事件为中美找到了共同的安全威胁,但由于这个安全威胁还达不到战略威胁程度,其战略重要性无法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威胁相比,因此目前中美战略关系仍没有完全摆脱非敌非友的性质.
　　中美经济关系的基础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是否有互补性决定了两国经济关系是合作还是竞争,而互补性和竞争性的程度则决定双边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激烈程度.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两国总体的经济水平差距很大,因此两国的经济利益几乎没有竞争性的冲突.中国需要美国的投资、技术和先进设备、金融服务以及美国已经不再生产的日用品和家用电器市场.美国需要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份额、对中国出口高新技术产品以及服务,对华销售美国金融产品.因此,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客观上是互补的.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经济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对美国资金、技术和市场的需要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中国也为美国提供了更大的出口市场和投资市场.因此,尽管中美政治关系在1989年由盟友转为非敌非友,但中美经济关系却可以稳步地向前发展.
　　共同战略利益和共同经济利益的性质区别是中美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不同步,甚至逆向发展的主要原因.国家间的共同战略利益是共有性的,是以共同需求为基础的.例如,冷战时苏联对中美构成的共同安全威胁,这使中美双方都有了遏制苏联军事扩张的共同需要.而国家间的共同经济利益则多是互补性的,以相互需求为基础的.例如,中国需要出口日用品,美需要进口日用品,美国需要出口飞机,而中国需要进口飞机.这种一方要卖一方要买的利益使得中美经济有了互补性需求.由于中美共同战略利益是共有性的,当共同威胁消失时其政治关系就会恶化；而中美经济利益是互补性的,因此只要经济利益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双边经济合作关系就会向前发展.在现实生活中,中美共同战略利益与互补经济利益是可以分离的,并不必然联系在一起.因此出现经济关系的发展与政治关系的发展不同步,甚至不相关的现象.
　　中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都将表现为合作与磨擦共存.中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将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中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将继续是不同步的,甚至是逆向的.中美经济关系将保持不断扩大,不会出现萎缩的现象.然而中美政治关系可能出现磨擦,而后有所好转.二是中美政治关系对双边经济关系的影响将大于经济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即中美政治关系紧张时可能影响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但双边经济磨擦对双边政治关系的负面影响则是有限的.其主要原因是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对中美都无益处,美国因中美关系紧张而约束中美经济合作关系的可能是存在的.三是中美经济关系在不断扩展的同时,双边经济磨擦将增加；而双边政治关系则是在反恐合作的同时,又在军售问题上发生冲突.一方面中美在相互贸易和投资的绝对量上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则因贸易不平衡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产生越来越多的双边磨擦.美国将会以中国没有完全履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为由对中国产品进行制裁.一方面,中美会进一步深化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同时在对台军售以及防范大规模杀伤武器方面有严重分歧.
　　中日经济关系
　　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排名第四和第二的经济大国.中日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之一,对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加强双边关系不仅符合中国周边战略目标的需要,而且对于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长足发展.双方深度相互依存的密切经济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主要表现有：
　　双边贸易迅速扩大.中日建交之时的1972年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前夕的1978年,中日贸易额分别为11亿美元和66亿美元.20多年后的2000年,两国贸易量也只有700多亿美元.进入新世纪后,中日贸易强劲发展,贸易量急剧扩张.2006年,两国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达到2073．6亿美元,为2000年的2．4倍.1972年到2000年的28年间,中日贸易量每年以十亿或数十亿美元的增幅递升；2001年到2006年,两国贸易量每年以百亿或数百亿美元的增幅递升,这样高的双边贸易增长幅度在国际上是罕见的.现在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日双边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1．8％.到2006年底,中国一直仅次于美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日中贸易占到日本外贸总额的17．2％,仅比日美贸易额少0．2个百分点.据日本政府最新公布的数字,在2006年财政年度,日中贸易额达到25．43万亿日元（约合1．6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5％,日美贸易额为25．1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3％.这就是说,到2007年3月底,日中贸易额超过日美贸易额,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中日相互投资稳定增加.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到2006年底,日本对华投资项目达37714个,累计实际直接投资达580亿美元,直接和间接地为中国创造了92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对日本的投资从无到有,逐年增加.到2005年底,中国对日本的投资为11．8亿美元.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对日投资将稳步增长.
　　此外,日本还是对华提供政府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到2006年底,日本对华提供的发展援助,包括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在内,共达3．2万亿日元,相当于300多亿美元,用于250个项目的建设.这对中国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起了有益的作用.
　　中日经贸关系近年来得以蓬勃发展,除了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地理条件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日两国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消费市场,且近年来两国分别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复苏.2006年,中国GDP达2．70万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2000美元,日本GDP超过5万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高达4万美元.这为双方大量吸收对方商品和扩大投资提供了前提条件.二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尽管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日本,但仍是一个国民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日本仍是一个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两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仍然迥异.日本具有的资金、技术、管理、品牌、商品质量和国际市场网络等优势为中国所短缺,而中国所特有的庞大消费市场和大量廉价优质的劳动力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为日本之所需.这为双方优势互补、互通有无提供了必要的便利条件,双方均努力扩大向对方出口.
　　中日政经关系发展不同步
　　中日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不是同步的,两国经济关系一般要好于和高于政治关系,即出现所谓的“政冷经热”现象.进入新世纪,这种情况稍有变化.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错误史观和推行对华强硬路线,使中日关系降到历史谷底,中日经济关系也受到冲击,主要表现有：
　　中日贸易虽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但增速不能和两国贸易的巨大需求与潜力相匹配,明显落后于中国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的增长速度.如从2001年至2006年,中国同欧盟的贸易额由766．2亿美元增至2723亿美元,增长2．5倍,年均增速为25％；中国同美国的贸易额由804．8亿美元增至2627亿美元,增长2．3倍,年均增速为24％；中国同韩国的贸易额由359．1亿美元增至1343亿美元,增长2．7倍多?年均增速为27％；而中日贸易额由878亿美元增至2073．6亿美元,仅增1．4倍,年均增速只有16．6％,远落后于上述3家对华贸易的增长水平.
　　双方贸易失衡趋于加剧.2001年以前,两国贸易大体均衡,以后中方年年逆差,且呈逐年扩大之势.2002年中方逆差50．3亿美元,2006年增至240．8亿美元,中方逆差4年增加4倍.多年来,发展与日本贸易是中国外贸战略的主攻方向,占中国经济分量甚重；近年来中日贸易占中国经济的分量下降,而占日本经济的分量明显上升.2003年前,日本连续11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中日贸易的依赖大于日本对中日贸易的依赖.2004年起,日本在对华贸易中落在欧盟、美国之后,居第三位.中日贸易量占中国外贸总量的比重逐年减少,从1993年的20％降至2002年的16．4％,再降到2006年的11．8％.对日本来说情况刚好相反.近6年来,日中贸易年均增速为16．6％,远高于同期日本外贸年均增幅6．6％的水平,日中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量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01年的11．8％升至2006年的17．2％.到2007年3月底,中国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日本对中日贸易的依赖远大于中国对中日贸易的依赖.
　　日本虽然至今仍是对华的主要投资国,但投资速度及其在中国外资总量中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2006年日本对华投资46亿美元,同比下降29．6％.
　　日本对华提供的政府发展援助日趋减少,从1990年代初每年提供近2000亿日元减至现在每年仅提供几百亿日元.日本对华贷款更是逐年减少,甚至一度“冻结”,且设定了最终结束对华贷款的时间表.
　　中日关系展望
　　中日经贸关系存在着一定的阻力和不利因素,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但保持稳定快速发展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前景应该是明朗的.中日两国经济关系潜力巨大,推进双方经济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趋于增强,不利因素趋于减弱.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居民消费能力迅增、对外开放愈益深化和扩大,以及日本走出“泡沫经济”的迷局、实现经济持续复苏,是促进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最大利多因素.展望前景,中日经济关系可望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不断跃升新台阶.
　　鸠山由纪夫不仅多次表明不会参拜,还承诺会要求所有阁员自律.很可能,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短期内将不再成为中日政治交往的绊脚石.中日政治交往史证明,日本首相以放弃“参拜”为开端,尽管不一定能快速改善中日关系,但这是中日政治步入良性发展的先决条件.当然,由于日本政治有派系林立的传统,民主党内部同样存在诸多派系,这会对鸠山外交决策形成制衡；再加上诸如领土、海洋权益、贸易摩擦等现实问题,都是中日关系的干扰因素,也是考验鸠山首相外交智慧的复杂议题.
　　由于鸠山由纪夫过去一贯对华友好,加上新内阁重要成员都对华持友好态度,我们有理由相信,中日政治关系将会结束动荡期,迎来良性发展的新纪元.一旦中日政治关系步入良性发展之路,受惠的将不仅仅是中日经贸关系,还将对东亚区域格局的稳定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