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书无用的名言,成语,俗语,事例

关于读书无用的名言,成语,俗语,事例
关于读书无用的名言,成语,俗语,事例

关于读书无用的名言,成语,俗语,事例
“读书无用论”由来已久.最古的主张者也许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仲由,即子路.他曾对老师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记在《论语》里（《先进》）.这就是说,有了人,有了土地（社）、粮食（稷）,还读什么书?有饭吃就是“学”了.书能当作饭吃吗?这话是从一个人做官引起的,可见用意在于做官就是为学.孔子不赞成,也没有驳回.孔子的私淑弟子孟轲也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尽心》）一捆竹简他才取两三条,公然说无书胜有书.诵读诗书的儒家祖师爷尚且有此论调,“绝圣弃智”的道家和“摩顶放踵”的墨家之流更不必提了.这是两千多年前的话.不仅如此.“读书无用”实指书生无用,文人无用.此论也是由来久矣.试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一千年前的五代时期的一些“妙人妙事”.
五代的国号是梁、唐、晋、汉、周.除第一代以外总是后一个比前一个更古.若再有第六代,那应该是殷商了.不错,接下去的是宋.春秋时的宋国据说是殷人的后代.只不知赵匡胤取国号时是否考虑过这一点.照国号看,这些国君应当是“信而好古”的.然而不然.这都是文臣的主意.后唐明宗即位时,有人建议自建国号.这位皇帝问：“何谓国号?”（卷二七五）他“目不知书.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能尽通”（同上）.这才“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同上）.选出来的便是翰林学士冯道.他是历事四朝,历来挨骂的,当时却被尊重如圣人.他官大,名大,其实不过是“以备应对”,起点咨询作用的无足轻重的人.他自己也说：“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卷二八七）不过有时上上条陈提点意见罢了（《通鉴》里记了他的一些意见）.后唐明宗是沙陀族人,不识汉字是不奇怪的.刘邦、项羽是汉族人,也是著名不读书的.
后晋一位掌权大臣说：“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卷二八四）胡三省在这下面的注中大发感慨说：“呜呼!此等气习自唐刘已为文宗言之.……非有国者之福也.虽然,吾党亦有过焉.”（同上）他说的“吾党”就是“我辈”,指的是做官的文人.他说不必怪武人（“夫何足责?”）,而怪文人自己,有点自我批评精神.
五代的后汉时,大官们曾吵过一架.一个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另一个说：“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卷二八九）这后一位是管财政的.在他眼中,“毛锥（笔）”的用处也就是收税记账.他不算是“文官”.所以他同样“尤不喜文臣.尝曰：此辈授之握算,不知纵横,何益于用”?（同上）因此他给文官的“俸禄皆以不堪资军者给之”（同上）.俸禄大概是实物,不能军用的才给文臣,而且故意高估价值,实际是打了折扣.（“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除这个“毛锥论”以外,还有个理论.后汉高祖任命的一位最高掌权大臣“素不喜书生.尝言：国家府廪实,甲兵强,乃为急务.至于文章礼乐,何足介意?”（卷二八八）这实际上是孔子早已讲过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国家有了粮食（廪实）,有了武器（兵强）,老百姓还能不听话信从吗?所以商鞅相秦,讲求耕、战.可见所谓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为什么武人不喜文士?为什么胡三省要文人自我反省?五代的后汉一位武官“尤恶文士.常曰：此属轻人,难耐.每谓吾辈为卒”（卷二八八）.文人瞧不起武人,当然要挨骂.可是顺从附和也不行.后梁太祖还没当上皇帝时,曾和僚佐及游客（门客之类）坐于大柳树下.忽然他说：这柳树可以做车毂.有几个游客便跟着说“宜为车毂”.这可遭殃了.这个未来皇帝“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他随即“顾左右曰：尚何待?”于是“左右数十人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卷二六五）不但武人,文人也自相攻击.有一位官员“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恶缙绅之士”.他趁那位未来皇帝大杀朝士的时候建议：“此辈尝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同上）被杀的都被“投尸于河”.这个建议人“见朝士皆颐指气使,旁若无人”.“时人谓之鸱枭.”（同上）也有不这样的,处境就不妙.后晋时一位大臣（节度使）,“厚文士而薄武人,爱农民而严士卒,由是将士怨之”（卷二八一）.结果是引起了一场兵变.
文革期间的读书无用论
1968年秋“停课闹革命”以后,由于“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白专道路”等受到猛烈批判,大中学生毕业纷纷上山下乡,学校教学秩序仍然混乱,且以政治（毛泽东思想）为主课,基础知识被大大削弱,社会上出现在校生不愿上学认真读书的思潮.是对文革文化的一个测试、肖像.提出书读得愈多愈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