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诸葛亮什么时候到的夷州?

三国时期,诸葛亮什么时候到的夷州?
三国时期,诸葛亮什么时候到的夷州?

三国时期,诸葛亮什么时候到的夷州?
诸葛亮是蜀国首相,不可能去台湾.
　　三国时期,公元230年春,东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一支由1万余名军士组成的船队,从章安（今浙江省台州市）启程,到达夷洲（今台湾）,并在当地进行开发经营,这是中国正史中,大陆与台湾通航的最早记录.
　　公元230年,在三国竞争统一的重要时刻,孙权为实现“普天一统,开拓海疆”,遣将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从浙东古港章安出使海外,远规台湾,《三国志·吴主传》载：“黄龙二年春正月,浮海求夷洲（即台湾）及亶洲（海南岛）,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十之八九,但得夷洲（即台湾）数千人还”.这是古代东亚航海史上一大罕见壮举,也是历史上大陆和台湾大规模交往,以国家政府名义第一次出航台湾,并在台湾行使国家权力的首次记录.是我国古代,以至太平洋地区航海史上罕见的奇迹,在世界文化史上写下浓重光彩的一页.国务院《对台白皮书》注录该历史事件,并有简略介绍.2003年浙江电视台为此拍摄了对外电视纪录片,并于中央电视台第四台转播,影响颇大.台湾著名史家连雅堂先生《台湾通史》称：“洪维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为子孙万年之业者,其功伟矣”.又说：“台湾固土番之地,我先民早入而拓之,以长育子女生.故自开辟以来,官司之所经划,人民之所筹谋、莫不以理番为务”.卫温、诸葛直此行对开发台湾,密切东南沿海文化和经济联系、交流；开拓我国东海,以及南洋群岛和东南亚各国的海上航道,可堪为汉武帝开通西域,唐太宗和亲吐蕃,甘英出使大秦等相媲美,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政治和历史意义.
　　卫温、诸葛直率万人船队从章安古港出使台湾,我国古籍语焉不详.一是章安是两汉我国东南沿海最早崛起的古港,古郡之一,辖区辽阔,海运比较发达,北起天台山、南及闽江口,有今台州、温州、丽水和福建建瓯、福州五州之地,《汉书》载：“章安,故治冶、闽越地,光武更名.永和三年,以章安、东瓯乡为县,”又称：“南北海运,皆从东瓯”.《府志》云：“章安古名郡,晋代衣冠物,东西列街市、潮头送船舶”,称：“乃浙南闽北之门户”.又称章安：“海东有东镇山（今大陈岛）,山下望海中,突出一石,舟往高丽,倭国,必视以为准也”,海上航运发达,也是后汉军事重镇东南都尉的治所之地.其后,由于我国华夏一统事业东南发展,政治、经济重心南移,温州、福州、泉州兴起,章安衰落不振,千余年来,几成为东南沿海默默无闻的荒落村镇.二是卫温、诸葛直奉命进入夷洲之后,唯《三国志》和《临海水土异物志》、《资治通鉴》略有记述；有关重要的政治、军事、行政管理、官员任免,以及城池、制度建置,更无具体记录；诸如进入夷洲之后,卫温诸葛直所率军队和当地夷王、酋长、人民的友好接触,以及征服期间发生有关的重大战事等,已湮没不明,故至今学者很少问津、研究.再如此行出海地点及到达夷洲的简要概况,史界尚无系统述评.有云：“自会稽东县入海行”；有云：“自句章”,“自临海”；或“东冶浮海 求夷洲”.有鉴于此,笔者于1984年在《中国水运史》写过有关此行的考析论文《东吴卫温诸葛直从章安远规台湾考析》,经十余年查阅资料,研究考析,并借助有关考古、文物佐证,从当时临海郡的章安出海的,进入夷洲,先后一年,确和夷王酋长和当地人民“进行了广泛的和平接触”,暂时行使过短暂的国家的权力.在中古航海客观条件下,卫温、诸葛直率师万人,漂洋过海,远涉不毛,艰难险阻,风波难测,诚不惜为罕见的壮举.即使卫温、诸葛直最后为孙权误判为：“无功而被诛”,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一生,但力竭完成了吴国制定的“拓展海疆,以定大业”,不辱使命,乃为华夏民族发展史留下了光辉一页.
　　其一,卫温、诸葛直出使海外,已到达台湾,正史都有明确记录.从有关史籍记载判断：《三国志·吴主传》称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资治通鉴》卷七一,太和四年引《后汉书·东夷传》：“会稽海外有夷洲及亶洲,……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亦有遭风流至亶洲者”.我国先秦史志：《史记》、《汉书》、《越绝书》、《山海经》、《禹贡》等,已载录浙闽的会稽、句章、闽中郡,有民间海航漂流至台湾,其后章安、东瓯、东冶人民相继进入夷洲,并较多见著我国古代史册.《通鉴》更明确记载此行：“夷洲,即今临海郡东二千里”.台湾,即夷洲,史界早有定论.章安,即两汉回浦、东吴临海郡郡治,即今台州.晋司马彪《续汉志》注冶和章安地望曰：“冶即章安故地”；我国海运史上第一部海港、海运、海产的杰出著述,东吴沈莹所撰《临海水土异物志》,对夷洲的方位、地理、民情风俗有简要的介绍,其文称：“夷洲在临海东,去郡二千里,由东冶入海行”.又云：“夷洲者安家之民”.《台州府志》云：“章安,古城,在县东一百五十里,汉回浦县,灵水汇其趾,海门峙其旁,东西列街市,浦叙会经商,潮头送船舶,入境榄千樯”.可见,章安郡城有一定规模,造船发达、海上商贸兴旺,且南北海航比较活跃.所以《后汉书·会稽郡》曰：“章安故治冶”,《太康记》也云：“冶,鄞县南回浦乡”.又载军事重镇东南都尉,东汉由鄞县移至章安,“始不再迁”.鄞县即四明、宁波；回浦,鄞县之南,即章安.“安家之民”即东吴时临海郡安阳罗江人.综上有关古籍所记,回浦、东瓯、东冶,皆郡内所属,有传统的海上历史航道；只是官方的大规模的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从会稽之东临海郡出海,是中国史册上的首次记录.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旧志书有关东冶注处,说法不一,出海港口,始有争论.有认为东冶乃临海郡的章安,或永宁（今黄岩）、温州,也有认为候官、福州.《台州府志》、《临海县志》记临海东有“铁场”之名,亦载章安、临（海）、黄（岩）两界牛头山是三国东吴设置的“古冶铁之所”,今章安还有铁场大队.但细考福州城北有冶山者,一是因人而名,二是因泉得名,均与冶铁无必然联系.所以司马彪《续汉志》则云：“冶即章安故冶”,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进而云：“冶即今台州章安故县”,章安即冶之说在两汉、东吴时期当是正确的.今研究台湾的史家叶国庆,和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的张崇根先生也认为“东冶在东吴时有曰永宁,永宁应是黄岩”.明万历《黄岩县志图》云：“黄岩襟海枕山,为闽广吴越之门户,古东南一大都会”.章安是黄岩澄江和临海灵江二水出海处,黄岩在东吴时为临海郡之辖区；那么卫温、诸葛直出海地点在今临、黄两县界处的章安港,当是可信的.
　　其二,再从章安当时所处历史地位看,卫温诸葛直出使夷洲,符合东吴当地形势和出海条件,有利于东吴开拓海洋,竞争魏蜀吴三国的“普天一统”.章安在临海郡东端,一面濒海,气候温和,地位险要,有山海之饶,古代文明发达甚早.章安是我国东南沿海最早崛起古港之一,是东吴临海郡的政治、经济重心,也是开拓东南沿海的军事重镇东南都尉的所在地.《吴志》、《宋书·州郡志》称：“临海（郡）太守,本会稽东部都尉也.吴太平二年立”；称沈莹《水土异物志》是“盖郡志之最先者”.唐时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亦云：“是书于周处《风土记》之前,两人同仕于吴,盖（海外）方物之事,尽在是矣”.《临海水土异物志》所载章安一带,山出铜铁,自铸甲兵,郡内有较多船屯,海陆交通亦甚方便,是古代东南沿海最早崛起的古港、古郡之一.汉初“建回浦县、治章安”,汉昭帝在会稽东置东部都尉,尉治先治冶、鄞县,后在章安“始不再迁”.东吴少帝太平二年置临海郡,辖今台州、温州、丽水等三个地区,郡治和尉治亦在章安.北去辽东,南下海南,“皆及东瓯”,盛称“乃海上一大都会”.临海郡内的横屿、永宁、东冶、建安都有较大规模的造船基地,东吴出任温台永宁长的著名大将贺齐,大力发展海上造船事业,《三国志·贺齐传》引《风土记》称：“小曰舟,大曰船,温麻五会者,永宁县出橡木,合五版以为大船,因以五会为名者.”又称贺齐坐舰：“雕刻丹镂,青益锋瞻,干橹戈矛、皆取上材……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与北方沪渎（上海）、连云、常山、辽东,和南方的侯官、海南、番禺都有密切海运往来,并“远去东南亚各国”.东吴新置临海郡,是东吴开拓东南沿海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这些都说明章安古郡有出使海外及夷洲的各种条件,卫温、诸葛直率军从会稽东的章安出海,政治、军事谋划和物资、兵力的准备,亦较便捷,军事指挥机构放在章安,当为合情合理.故沈莹注引此行：“由临海东入海行”,出海地点指的就是章安.
　　今临海的章安、涌泉、杜桥、大田等地发现多处两汉魏晋的砌砖墓穴,砖面有线纹、鲤鱼纹、席状纹和绳纹等.文革期间,章安曾发现“都尉”铜印,惜今散佚,不知所终.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考古学家在台北发现东吴时期砌筑城郭的指掌型古砖,砖面亦有线纹、鱼状纹、席状纹.我国封建王朝,特别是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为争夺地盘,实现天下一统,每征服一地,必“治城郭,置楼台”,以示国家政府正式管理.叶国庆和张崇根先生在其所撰的论文中,都较为肯定地指出：“今在台湾台北发现的东吴指掌型的古砖,与其说是台湾和大陆进行经济交换的结果,毋宁说是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留下的物证”.临海和台湾既有出土相似的遗物,那么此遗物很可能是卫温、诸葛直出使时带过去或传过去的.
　　其三,从沈莹所撰《临海水土异物志》提供的有关资料判断.《临海水土异物志》,是一部记载当时临海郡及台湾高山族海域物产、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生产、生活的出色地域志.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东南沿海越族和高山族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习俗的百科全书,也是研究东南沿海和台湾、海南,以至于南海各地海上交往的一部珍贵的历史地理著作,具有极高的资料和文献的价值.作为地方史志,它可和浙江省最早的方志力作《越绝书》珠璧双联；作为历史地理著作,可和当时编纂的康泰、朱应《扶南异物志》、《外国志》,万震《南州异物志》、法显《佛国记》等并驾齐驱.《沈志》散佚,著录于正史《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此后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南朝孙诜《临海记》；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刘知已《史通》、欧阳询《艺文类聚》、段成武《酉阳杂俎》、李善《文选注》；宋李昉《太平御览》；元陶宗仪《辍耕录》；明清李自珍《本草纲目》等,都有注录.
　　沈莹是孙吴后期人,其出生当在卫温、诸葛直出使前不久,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称其为：“临海郡章安人”；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一中称：“吴有沈珩,字仲山,吴郡人,……莹与珩各皆从玉,或昆季行”,认为沈莹“大抵吴兴武康人”.《吴志·孙皓传》及裴注,说他后来出任过丹阳太守,从其所撰《异物志》中,对临海郡和东南沿海及台湾的山川地形、海陆异物、风土人情极为了解,在出任丹阳太守前曾担任临海郡守、校尉一类官职当有可能.《吴主传》载：东吴临亡前夕,他曾和丞相张悌率师于长江天险牛渚,“皓使悌督沈莹,诸葛靓帅众三万渡江逆之”,阻扼晋军杜预、王浑率师南伐,可见,沈莹为东吴海军主要指挥官员,有水战经历.其部属临海东阳人柳荣,也随从丞相张悌、护军孙震统率“青巾军,屡陷战阵”,后兵败“晋获悌、莹,柳荣便去”.荣可能是沈莹从护幕僚,熟悉海域、海战,是莹从临海奉调丹阳时跟随去的.
　　连横《台湾通史》根据《闽书》和《浙江志》：称孙吴之后,隋炀帝大业年间,仿效东吴,曾三次远规“流求”（即台湾）,其文称：“大业六年春,武贲郎将陈棱,清朝大夫张镇州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千口”.但据沈氏《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卫温诸葛直率领的万人船队,到了台湾,似没有重大的军事战斗；并以和平的远规,和合了当地人民,并进行了短暂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该志称：“浮海求夷洲及澶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可见,台湾人民还是愿意和平到达大陆来的.该书粗略地记载了台湾历史、地域方位、社会生产,风俗民情,山海物产等,并有具体生动描述.说明台湾仍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生产方式处于金石并用阶段.如云古越在夷洲“山巅有越王射的”的历史遗迹；称高山族原始社会组织：“名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阶级已经分化,王者分划土地,人民隶属各地王者,酋长统治.还记载周绰进入沿海岛屿：“毛人之洲,乃在涨屿,得毛人,送诣秣陵（南京）,”毛人,近乎奴隶身份.又称夷洲：“土地饶沃,草木不死,又多鱼内,地无霜雪,种植五殳,其地亦出铜铁”.《台湾通史》上卷174称基隆、高雄：“古为荒昧之域也,其地固土番部落,地绝北,草衣木食之民,自生自养,林深瘴盛.而通商之大埠也,煤矿之利取之无穷”,与《临海水土异物志》记录的夷洲台中地理和矿山分布十分相附.还记录了夷洲人民,善于战斗,“唯用鹿骼为矛以战斗,磨砺青石为弓矢”；又有浓烈海洋生活习俗：“取生肉杂烩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以为上肴”.还提到早期文化、风俗民情的情况,和浙闽沿海十分相似：“洲上人民,载歌善舞,父母死亡,杀犬祭亡,饮酒歌舞毕,乃悬着高山岩石之间”.这与《北史·流求传》所载也十分一致：“其民歌呼蹋蹄,一人唱,众人和,音颇哀怨,扶女子上膊,摇水而舞”,和台州的民情风俗,叹有惊奇的雷同.唐开元年间,浙东爆发台州农民大起义,波及浙闽苏皖赣五省之地,“积众二十余万”,当时起义领袖台州临海人袁晁就是用古越民间流行的“牛酒啸聚”仪式发动人民,积聚兵众：“其渠帅乃奉牛酒以劳军”.《唐书》称浙东西观察使韩滉为镇压起义,曾严禁牛酒啸聚：“乃禁屠牛以绝其谋,罪涉疑似必诛,一判即数十人,下皆愁怖”.
　　值得强调的是沈莹在该志描述台湾人民生活风土习俗：“唯用鹿骼为矛以战斗,磨厉青石为弓矢”,“取生肉杂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以为上肴”,和“地产铜铁,自铸兵器”,“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洲相似”等,至今台州亦有相似文物发现,台州人民还保留了一些生活习俗.自然,沈莹了解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的一些真实情况,故吴壮达先生认为：“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记夷洲之事当在公元230年一役之后,它的材料主要来源也可能与此役有关,或直接从此役取得”（《台湾的开发》第5-6页）.总之,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为沈氏撰写该《志》提供宝贵而丰富的材料,故其《志》注引：“夷洲去临海东”,不注句章、福州.“临海东出海”,当是此役出海港口之确指无疑.
　　其四,卫温、诸葛直率军出使台湾,从章安出海另一重要原因,是当时浙东爆发频繁的山越动乱,且夷洲人民中,亦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浙闽沿海迁移飘洋过去的.东吴山越主要散居在今浙、赣、闽、皖和苏南诸地,孙氏割据江东并向东南沿海开拓,一是遭到当地山越反抗,二是吴郡会稽世族的权争利夺；构成吴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孙吴统治集团把山越视为“心腹之大患”.东吴著名大将陆逊在其初出时,即对孙权曰：“山越旧恶,依险阻地,心腹未平,难以图远”；名噪江东,为孙权赞为“功轶古人,勋超前世”的诸葛恪,就是在担任丹阳太守期间,坚壁清野,剿抚兼施,用了整三年时间,才平定了丹阳和吴郡两界的山越,迫使十万山越出山归降.东吴平定山越战事,频繁迭起,屡平屡起,继而复始,严重影响了东吴政局和三国竞争的形势,终使东吴政权下决心,全面制定由西向东的彻底平定山越的政治军事的谋划与战略,最后追击山越到浙闽沿海,迫使他们逃亡海洋、流窜山林.卫温、诸葛直率众万人,当与浮海追击逃亡海上的山越有密切关系,故《吴主传》载：“夷洲殊方异域,欲俘其民以益众”,以充实兵源战马,强固海防、海运、海交活动.
　　其五,孙权竞争海内统一,吴国濒临东南沿海,在魏蜀吴三国竞争的斗争中,政治、军事的优势和实力,诚不如魏、蜀,史载：“曹魏势强,蜀汉义正,吴介其间,所皆不敌”；其最突出的经济、地理形胜的优势,就是有辽阔的海洋、海域,据有出海的重要基地,只有大规模开发海疆,发展开拓海洋、海产、海运、海港事业,孙吴才能战胜魏蜀,完成历史使命.孙权是我国历史上大力开拓海洋、海域最英明杰出的君主.228年孙权称帝,雄心勃勃：“今汉吴既盟,益力一心,同伐魏贼,普天一统”.他制定了全面开拓东南沿海的宏伟计划,“舟楫为舆马,巨海化夷庚”,力争达到秦皇、汉武难以实现的“东方海洋大国”.他曾派遣张弥、周贺等七次远征辽东,深入高句骊,史载：“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将兵万人,金宝珠货,九赐备物,乘海至辽东”,结果“公孙渊称藩于吴”.其后秦旦、张群一支小分队穿过崚岖山谷,“远至高句骊”.其后又派遣吕岱远涉海南,“既定交州,复讨九真”.又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朱应、康泰“南宣国化,既缴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史载“黄武五年大秦贾人秦论来交趾,太守吴邈遣使诣权,权问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权差使会稽吴咸,送论于道物故,往还本国”.东吴海洋开拓,海外交往,已经波及东亚、东南亚,并和非洲、大秦亦有间接往来,而有辉煌建绩.
　　关于东吴远规夷洲的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和计划,孙权还是经群臣集体研究谋划的.《资治通鉴》卷七一记引《陆逊传》：“太和四年（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吴主使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欲俘其民以益众.陆逊、全综皆谏,以为桓王创基,兵不一旅,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不当远涉不毛,万里袭人,风波难测,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损.滋利反害,且其民犹禽兽,得之不足济事,无之不足亏众,吴主不听”.是知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是经廷议之大事,最后一切由吴主亲自断定.总之,孙权裁定章安出使夷洲,显然是因章安为在东南沿海的东吴政治军事重地,南北海运中枢地带,又是山越甫定的要地,山海浩漫,由之乘胜出海穷追远逸之山越,虽有困难,但相对而言,最为适宜、便利.若福州,则其时道路悬远,山川多阻,若其重新经营一个远征基地,非惟指挥不便,抑且形胜地利,亦有所不能.
　　至于卫温诸葛直率师万余人,远规台湾的历史壮剧,带着华夏一统的使命,历经千辛万苦,艰难险阻,最后以“无功而被诛”的悲剧结束,原因极其复杂.一是孙权和魏蜀竞争海内一统,“规万年之计,建海上强国的不世之略”,开疆拓土,积极开发江南,发展海上航运事业,这是他立国的基础,也是抗衡魏蜀的最主要政治军事的战略.惜在卫温诸葛直远征,并没有完成孙权预定的计划和远征的目标.再者“虽俘千余夷洲之众,但未获战马,士卒疾疫死者十之八九；”又“远涉不毛,万里袭人,既未建置城池,亦无遣使奉贡,而称藩于吴”；而且乘胜出海、穷追远逸山越,也没有达到明显的积极效果.三者此行正中太和四年陆逊、全综等庭议之所反复“皆谏”：“得之不足济事,无之不足亏众”,“滋利反害,欲益更损”.诚不如三次南下海南,扶南、林邑,七次北去辽东、高丽,所取得的实际战绩：“奋击七郡百蛮”,“斩获以万数”,“并献貉、马”；“南宣国化,扶南、林邑,堂明诸正,各遣使奉贡”.所以《吴主传》云：孙权晚年,“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更滋”,终以“违诏无功,下狱诛”,成了千古历史悲剧,引人深思,令后人无限感慨而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