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族形成的几个重要阶段 帮帮手

华夏族形成的几个重要阶段 帮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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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族形成的几个重要阶段 帮帮手
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共工氏、祝融氏七个名号均被中国古人列为三皇之一,只是组合不同而已.许多前辈史学家们分析认为,这些名号不仅分别代表着一个原始氏族,也代表着一个历史时代,代表着中华文明史发端的典型标识,是中国史前文化演进的里程碑.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仅这些名号本身可以解读为一个事迹,而且与各自传说事迹相符合,反映了一段历史进程,由此可以连缀出一部相当清晰的中华远古史.
　　有巢氏“构木为巢”,在树上建造巢穴,基本上可以有效防止毒蛇猛兽的偷袭,人在其中能安然入睡,能得到更好地休息,生存能力提高了一大步.黑猩猩等类人猿也有在树上折木为巢的习性,由此可以合理设想,在人类还没有成其为人类的时候,人类的祖先就具备了在树上折木为巢的习性,有巢氏的“构木为巢”正是源自这种本能,有巢氏所代表的时代正是这一技术逐步发扬光大的时代.中国的建筑以土木结构为主,建筑中大量使用木材,在古代更是离不开木材,古埃及和古希腊则善于使用石料,至今中国人还习惯称建筑为“土木工程”.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建筑已经分为南北两大系.南方从巢居发展为干栏式建筑,其建造方法是先在地面打桩,兼用榫铆和绑扎方法在桩上搭木成面,最后在其上用木材建造墙壁和屋顶而成,在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已经发现这种建筑形式.黄河流域及辽河流域则由穴居发展为半地穴式建筑,其建造方法是,先在地面挖穴,穴沿先以木柱立墙,再用木条搭房盖,然后用草泥涂墙,以茅草遮盖房顶并涂泥而成.以后,又由半地穴式建筑发展为没有地穴的地面上木柱涂泥墙构成的圆形和方形房.很明显,无论是干栏式建筑,还是半地穴式建筑,都离不开有巢氏“构木为巢”的技术积累.
　　燧人氏“钻木取火”,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后与动物界分开.因为人类对黑暗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所以人类最初用火首先源自追求光明的心理需求.随着用火技术的提高,人们又发现了火的更多用途,从而更加离不开火.在汉语里,“火”“活”读音相同,意味着“火”就是“活”,“活”就是“火”,火是活命的基础,有火才能活命,要活命就离不开火.虽然如此,在“钻木取火”之前,人们从自然界中获取火种会受到各种限制,经常无火种可取,不得不忍受无火可用的窘迫.在“构木为巢”的探索中,出现了在木材上加工出榫铆结构技术,而主要的加工方法就是钻研法,人们因此发现了摩擦生热的现象.当人们认识到摩擦之热与火的热可能是一回事情时,就开始了人工取火技术的探索,最终成功地取得第一株人工火苗.所以可以合理推论,燧人氏时代晚于有巢氏时代,是有巢氏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伏羲氏剖析葫芦作瓢取用饮水,或者把葫芦拴系（匏系）在身上辅助涉水渡河.经过有巢氏和燧人氏两个时代的努力,先民们有了简单的住房,也大大拓宽了食物来源,一般情况下可以在住房附近获取食物带回住处享用或储备.“按下葫芦起来瓢”,饮水问题随之上升为重要生活难题.在对饮水问题的关注中,中华先民发现了葫芦,开创了伏羲氏时代,并在持续不断的探索过程中,开发出用葫芦辅助涉水的技术,从而基本解决了饮和行的问题,生存能力再次跃升到新高度.古籍记载的有关伏羲氏传说事迹相当多,包括始作八卦、发明网罟、造书契、取牺牲以供庖厨、制嫁娶之礼、味百药、制九针、发明陶埙、创制历法、发明农业、作瑟三十六弦、继天而王、设立官员等,这些事迹多多少少都与葫芦的使用有着一定联系,可以视为葫芦使用技术全方位立体发展的体现.尤其重要的是,在对葫芦花的了解和认识中先民们形成了“花”的概念.葫芦花化生葫芦,中华先民因此自称“花人”也即“华人”,自诩为“能使用葫芦的人”,比那些仍然使用兽皮、牛角、贝壳、龟甲、颅骨之类饮水的人们要高明高贵,最终自成一族,这就是中华民族.伏羲氏因此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女娲氏烧制陶器,并将制陶技术发扬光大.陶器产生于伏羲氏时代未期,其实是三大技术组装创新的结果：一是用火技术,二是葫芦使用技术,三是涂泥技术.首先是用火技术与葫芦使用技术相结合,先民们产生了喝热水,吃熟的流质食物的想法.其次是先民们在建造住房过程中,发现涂泥不仅可以堵塞缝隙防风,还可以防止被其包裹的木材被火烧损,形成了涂泥技术.最后把涂泥技术应用到葫芦上,在葫芦底部涂泥防火以便烧煮食物,最终发明出陶器.这就是最原始的胎模制陶技术.陶器不仅增加一种全新的熟食方法,而且能够大量而安全地储备食物和饮水,摆脱了无处不在的老鼠的骚扰.更为重要的是,陶器导致了人类的男女分工,这是人类第一次大分工,为走向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女人主内在家操持家务,加工烧煮食物,照看教育子女；男人主外获取食物、饮水等生活物资,家庭结构更加稳固.由于陶器比较笨重易碎,导致人们更加倾向于定居生活,进一步促进了建房技术、用火技术、生活用具（包括工具）制造技术的发展.
　　神农氏“制耒耜、种五谷”开创原始农业,中华先民从此走向用自己的双手劳动生产食物的崭新阶段.原始农业的诞生除决定于自然环境之外,离不开四大基础：一是定居生活技术,二是对各种植物可食与否的全面了解,三是有效的储藏技术（尤其是植物籽粒储藏技术）,四是初步的植物种植经验和知识.其中,前三个基础从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时代到女娲氏时代逐步完善起来,植物种植技术则发端于伏羲氏时代对葫芦种植.虽然葫芦种植技术很可能源自孩童的游戏,但是,由于葫芦在伏羲氏时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先民会比较容易地意识到种植葫芦的巨大意义,从而有意识地种植葫芦,摸索积累种植经验和知识.神农氏时代重要成熟是从野生植物中驯化选育出各主要农作物的品种,这些品种栽培性状良好、品质优良、产量高,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品种驯化选育还与人类的一个重要习性有关.一般动物采食行为都以“较易获得”为原则,其采食对象都是病弱瘦小的个体或植株上的一部分,人类则截然相反,总是努力寻求更大的“战利品”.在种植野生植物的过程,人类的这一习性决定了人们总是倾向选择饱满的籽粒留作种子,久而久之野生植物就被选育成栽培作物.美国科学家发现南美切叶蚁在五千万年前就会种庄稼,并且还懂得施肥和除草,它们把树叶切碎运进蚁穴中,在上面培育可供食用的菌类.但是它们的菌种都采自野生,所以五千万年中并没有能够培育出一个栽培菌种.
　　共工氏“壅防百川”筑堤挡水兴修水利,“堕高堙庳”平治水土,既是发展灌溉农业的要求,也是农业发展的结果.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优良品种的出现,粮食产量逐步提高,可以在较小的区域内养活相当规模的人口,人们有能力组织起来兴建较大工程,在栽培过程中人们还会认识到灌溉对庄稼的重要性,因而有了兴修水利工程的行动.不同地区降水量不同,人们对水的认识也各不相同,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共工氏部落由于气候比较干旱,会首先认识到庄稼没有水就没有收成,因而形成治水管水用水的传统.江河水患历来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其中黄河水患危害最为严重.黄河是一条年轻的大河,其历史只有十几万年.第四纪以来,青藏高原迅速隆起,在中亚内陆形成广阔的干旱沙漠区,在风力作用下,地表细碎颗粒被搬运沉积形成黄土高原.黄土疏松,容易冲蚀,黄河形成以后,黄土高原上被冲涮的泥沙汇入黄河,这就是“九曲黄河万里沙”的原因.泥沙淤积在河道上,会不断抬高河床,以至于形成地上河,最终导致决口而发生洪水灾难.在地质史上,黄河经常因决口而改道,在华北平原上北到天津,南到淮河,如同巨龙一样扫来扫去.这就是黄河水患频繁的原因.黄河水患对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危害巨大.所以,在神农氏时代后期,善于治水用水的共工氏部落就肩负起治理黄河水患的重任.其间失败多于成功,但积累下宝贵而丰富的水文知识和治水经验.直到大禹时期,大禹带领民众变治水思路,改堵为导,并充分利用了共工氏部落治水经验和教训,一举成功.
　　祝融氏是一个以善于取火管火用火而闻名的部落.大致也是农业发展到成熟阶段,人们定居生活进一步巩固,祝融氏适应时代需要,大力改进用火技术,最终成功地把火引到住房内,把住房变成了人们温暖的家.大致说来,共工氏时代和祝融氏时代都开始于神农氏时代后期,共工氏的贡献在田野,祝融氏的贡献在住房内,两者缺乏相承联系,很难说清两者谁更早一些,谁更晚一些.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都持续到五帝时代的尧舜时期,成为官职之一.
　　中华文明纪元从黄帝开始,不论是古籍的记载,还是传说,从黄帝开始的五帝时代,中华文明进程主要体现在政治文明的进步上,共工氏和祝融氏两个时代表现出的技术进步因此被淹盖.总之,三皇传说表现的是中华史前文明由鸿蒙逐渐显现的过程,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上,被列为的三皇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共工氏、祝融氏等名号,其实就是一座座里程碑.中华民族的远古技术进步一直延续到五帝时代,但逐渐被政治文明进步所淹盖,之后正史记载的技术进步已经蜕变为政治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