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百八十寺至少反映了两个什么历史现象?半自动

南朝四百八十寺至少反映了两个什么历史现象?半自动
南朝四百八十寺至少反映了两个什么历史现象?
半自动

南朝四百八十寺至少反映了两个什么历史现象?半自动
1.佛教的盛行
2.统治者的奢华

1.佛教盛行
2.北魏与江南融合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
——建康时期佛教的盛行
“千里荤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晚唐诗人杜牧在题为《江甫春》的诗篇中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这一庞大的数字，并非出于诗人的夸张。据史书记载，梁武帝时建康的佛寺数甚至超过了500座。这正好与同期北魏首都洛阳的佛教盛况不相上下，反映了中古时代我国南北两地佛教的广泛流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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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
——建康时期佛教的盛行
“千里荤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晚唐诗人杜牧在题为《江甫春》的诗篇中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这一庞大的数字，并非出于诗人的夸张。据史书记载，梁武帝时建康的佛寺数甚至超过了500座。这正好与同期北魏首都洛阳的佛教盛况不相上下，反映了中古时代我国南北两地佛教的广泛流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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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
——建康时期佛教的盛行
“千里荤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晚唐诗人杜牧在题为《江甫春》的诗篇中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这一庞大的数字，并非出于诗人的夸张。据史书记载，梁武帝时建康的佛寺数甚至超过了500座。这正好与同期北魏首都洛阳的佛教盛况不相上下，反映了中古时代我国南北两地佛教的广泛流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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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
——建康时期佛教的盛行
“千里荤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晚唐诗人杜牧在题为《江甫春》的诗篇中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这一庞大的数字，并非出于诗人的夸张。据史书记载，梁武帝时建康的佛寺数甚至超过了500座。这正好与同期北魏首都洛阳的佛教盛况不相上下，反映了中古时代我国南北两地佛教的广泛流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新的特点。
在东吴时期，建业都城最早的一座怫寺是建初寺，系赤乌十年（公元247年）孙权为西域高僧康僧会所造，当时的佛寺以塔为主，所以寺的中心有一座供养佛骨“舍利”的宝塔。由于此寺位于秦淮河畔的大市后面，所以又名“大市寺”，地名就叫做“佛陀里”，康僧会在建初寺里翻译了几部佛经，这是江东地区译经事业的开端。另外，在长干里还有一座佛搭——“阿育王塔”（阿育王是古代印度的一个非常信佛的国王），塔基地宫内也埋藏有佛骨舍利，塔旁原有尼寺，于东吴中期被毁，西晋初年惭复为长干寺。
到了东晋时期，由于佛教徒迎合了当时统治阶级中流行的玄学和清谈之风，使佛教逐渐中国化，得到了皇室和世家大族们的普遍信仰。建康的佛寺相应地增加了不少，现在有名可查的，就有40座左右。又因翻译佛经是传播佛教的重要手段，所以建康的译经事业进一步兴盛起来。印度、南亚和西域诸国的文化艺术也随之而大量传人，在我国古代的文化中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建康从事佛经翻译和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代表人物，以东晋和刘宋时期的我国高僧法显、宝云和从中印度来的佛驮跋陀罗等人的贡献最大。法显既是当时的大翻译家，又是一位大旅行家。他以65岁的高龄，于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诸国，超过帕米尔高原，周游天竺（今印度）诸国，寻访佛迹和佛经。归途中经锡兰岛和苏门答腊岛，本来想回到广州，但所乘船舶被海风吹至山东半岛的牢山（今青岛附近崂山），他登陆后只好经广陵（今扬州）和京口（今镇江）等地，于公元4l3年才回到东晋的首都建康，这时候他已经79岁了。法显在回到建康的第二年（公元414年），就写成了他的旅行记。全文虽然只有9500多字，却是叙述当时中亚、印度和南海诸国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的年代最早的一本重要著作，被称为《法显传》，又名《佛国记》或《历游天竺记传》。这部书和后来唐代三藏法师玄奘著的《大唐西域记》，可以说是六朝和隋唐时代我国最杰出的两部国外旅行记。
位于建康南郊的道场寺（又名斗场寺，约在今雨花门外），是晋、宋之际的佛经翻译中心。在法显回到建康的前一年（公元412年），他在长安结识的中印度高僧佛驮跋陀罗及其大弟子慧观，已由东晋大将刘裕请到道场寺。接着，与法显在北天竺会过面的高僧宝云也来到道场寺。宝云普经在国外钻研并掌握了印度的古文字“梵文”，这就为他的翻译佛经工作准备了良好的条件。法显在道场寺里大约住了5年左右，除了写成《佛国记》外，还翻译了佛经六部，共100多万字。佛驮跋陀罗则和上百名中国僧人，从公元418年起在道场寺共同翻译出大部头的《华严经》。其中宝云在道场寺从事译经工作的时间最长，据说他能一边看着梵文本的佛经，一边立即口译成流利的中文。经过他译成和订正的佛经有《无量寿经》等多种，质量都很高，人们评论说：“江左译经，莫不推宝云为第一。”
瓦官寺是当时保存艺术珍品最丰富的一座佛寺。如东晋著名的画家顾恺之和雕塑家戴逵（kui读葵）、戴颐顒父子，都在瓦官寺内留下了他们的杰出作品。瓦官寺的位置在今南京城西南角的花露岗上，创建于公元364年，原来是东晋政府官营的陶器作坊，称为“瓦官”，所以就用来作为寺名。当瓦官寺才建成的时候，寺僧向社会上募集经费。一些皇室、大族和官僚纷纷捐款求福，但都没有超过10万个铜钱的，唯独年仅20岁的顾恺之却写上一笔百万钱的捐款，因而被认为是说大话。不久，寺僧向他索取款项，顾挡之就要寺僧在大殿上准备好一堵白墙，然后关起门来在里面专心画了100多天的壁画，画的主题是《维摩诘居土像》。据佛经说，维摩诘是一个道行很高的居士（“居士”就是信仰佛教，但没有正式出家当和尚的人），在佛教人物中非常有名，相传他经常同文殊菩萨辩论问题。当这幅巨大壁画基本完成，将要给维摩诘点眼珠之际，顾恺之通知寺僧请人来参观并捐款。这时，一个光彩焕发、清瘦聪慧、凝神沉思着的维摩诘居士就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使整个寺院的气氛为之大变，观众们纷纷踊跃捐钱，很快就超过了100万个钱。这幅著名的壁画据说到唐朝时还存在，大诗人杜甫曾经亲自到金陵来看过这幅画。后来，此画曾一度移到镇江的甘露寺，晚唐时又被移到长安的皇宫中，可见这画的价值之大。
顾恺之的住所就在瓦官寺附近，后代称为“顾楼街”。据说，他为了专心作画，特地位在楼上，平时把楼梯抽掉，经日不下楼，人们称他为“才绝”、“画绝”和“痴绝”。东晋的丞相谢安称赞他的画是“自生人以来，未之有也”。但顾恺之自己却认为，画人物最重要的是要画好眼睛。他在画人物扇面时，甚至不点眼睛。有人间他，答复道：“那可点眼，点睛便语。”又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指眼睛）中。”他主张画人物要掌握每个具体人物相貌中的特征和他们特定的性格。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极少，现存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都是唐代前后的摹本，但仍然可以看出，他的用笔“如春蚕吐丝”，又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
在瓦官寺中，还有大雕塑家戴逵和戴顒父子两人的作品。戴逵曾经为瓦官寺铸造过5尊铜佛像，当时人们把这几尊精致的佛像，连同顾恺之所作的“维摩诘像”壁画，以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送来的高4尺2寸的白玉佛像，合称为瓦官寺的“三绝”。据记载，戴逵在进行雕塑时，常常虚心听取观众的评论，来改进自己的作品。有一次他雕刻了一尊高达1丈6尺的无量寿佛的木像和两尊菩萨，看来看去总不够满意。他就把自己藏在像旁的帷帐中，听取观众的评论，然后又以三年的时间重作新像，从而得到了人们的赞赏。戴顒继承了他父亲的雕塑技艺，也完成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他还善于修改已成的佛像，有一次，刘宋的太子送了一尊高达1丈8尺的铜佛像给瓦官寺，人们看了都觉得面部太瘦。后来请戴颐来看，才发觉是由于肩膀和手臂太肥了的缘故。工人按照戴顒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居然成为瓦官寺中最雄伟的一尊佛像。
瓦官寺的闻名于世，除了因为东晋时寺中有“三绝”以外，还由于南朝宋、齐、梁三代对它的大事扩充。如在梁代时增加了著名画家张僧繇绘制的大幅壁画，并新建了一座高达340尺的瓦官阁。张僧繇是一位善于画人物，特别是画佛像的名画家。他在建康的许多佛寺里都创作过壁画，见于记载的除瓦官寺外，还有乌衣巷附近的安乐寺。相传他曾经给安乐寺画了四条白龙，但都没有点眼睛。后来，寺僧坚持要他点，结果其中两条龙点睛后立即破壁飞去。这就是“画龙点睛”这一成语的由来。张僧繇还善于学习国外的绘画技巧，传说他在青溪一乘寺的寺门两侧画过许多凹凸花，就是使用红色和青绿色等由浓变淡的色彩，来表现花叶的明暗透视，远望起来好像有着凹凸的立体感。实际上，他是采用了当时流行于天竺的“晕染法”。所以，当时人们又称一乘寺为“凹凸寺”。
瓦官阁建于粱武帝时，因距离当年的长江很近，所以在临近中午的日照下，阁影可以映入江中，是当时眺望江中景色的一处名胜。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登临此阁，并在他的作品《横江词》中提到此阁说“人言横江好，我道横江恶、－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可惜在南唐灭亡时，这阁被吴越国的军队烧毁了。
在瓦官寺的东面，还有一处南朝名胜叫做“凤凰台”，传说在刘宋年间，曾经有三只类似孔雀的异鸟飞到今花露岗上来，并且吸引了许多普通鸟类前来“百鸟朝凤”。由于在封建时代这是天下太平的祥瑞之兆，因此刘宋政权就在那里建造了一座高台，叫做“凤凰台”。大诗人李白曾登临此台，并且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的著名诗篇。全文是“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鸳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以上我们所介绍的建初寺、道场寺和瓦官寺等寺庙倘位于秦淮河畔。这个地区从东吴以来一直是繁华的工商业区和居民区，像建初寺的前面是著名的大市，道场寺的前面是斗场市，瓦官寺也距离大市很近。这与后来开封的大相国寺和苏州玄妙观的情况差不多，都是寺庙前面有一个热闹的市场，此外，东晋和南朝的皇室、大族和官僚还纷纷把他们的住宅捐给和尚作寺院，称为“舍宅为寺”。这一类的寺院为数很多，像上面提到的张僧繇画龙的安乐寺，原是东晋大族代表人物中的王坦之的花园。以凹凸花著称的一乘寺，也是梁邵陵王萧纶的府第，后来陈朝的大官僚、文学家江总又把他的读书堂施舍给此寺。大致东起青溪，西迄石头城，南至雨花台，北抵都城北郭的中心区域里，就分布有南朗四百八十寺中半数以上的寺院。
南朗皇帝为了利用佛教统治人民和为自身求佛，曾在宫城内外修造了一系列金碧辉煌的寺庙，以便于他们朝夕参拜，同泰寺（今鸡鸣寺前身）就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早在公元300年左右（西晋永康年间），鸡笼山上就已经有了佛教寺院。公元527年，梁武帝萧衍又创建同泰寺，并使寺的南门正对着宫城的北门，以便利他的出入。寺里共有六座大殿，10余座小殿和佛堂，还有7层的大佛阁和9层的宝塔，供牵着非常壮丽的十方金像和十方银佛等。梁武帝本人曾经四次假意“舍身”到同泰寺里去当和尚，再让进臣用巨款为他赎身，利用这种手段帮助寺僧骗取到几万万个铜钱，后来，同泰寺着了火灾，梁武帝还想再建造一座更高的12层宝塔，终因“侯景之乱”而没有完成。因此，同泰寺所浪费的人力和财力，在南朝所有佛寺中是最为突出的。
在建康东郊的钟山和东北郊的摄山（今栖霞山），是南朝佛寺的另外两个集中地。分别在钟山南北的佛寺很多，梁以前就已有70座，梁时佛教最盛，数量应该还有增加。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北高峰上的大爱敬寺、法云寺和头陀寺，今明孝陵所在地独龙阜的开善寺和定林寺，还有北说的草堂寺（明朝常遇春墓所在地）等等。开善寺创建于梁武帝天监十四年（公元5l5年），是为了纪念当时的高僧宝志而设立的。据说，当宝志死后，梁武帝曾出了20万个铜钱买下了定林寺前面的独龙阜来埋葬他，墓上建有一座五层宝塔，塔顶嵌有国外进口的无价琉璃宝珠，所以又名“玩珠塔”。当时的大画家张僧繇曾为宝志画过肖像。后来，唐代的名画家吴道子重新画像，并由大诗人李白作赞诗，书法象颜真卿写字，刻在同一块石碑上，所以也叫“三绝碑”。到元朝初年，砷上又加上了书画家赵孟頫（读甫）写的《志公十二时歌》。明朝初年，因为建造明孝陵，便将宝志墓塔、三绝碑与佛寺一同迁到今灵谷寺所在地。现存灵谷公园内的“三绝碑”，已经是清朝乾隍以后的仿刻品。
摄山的南朝佛寺略少，见于记载的只有栖霞寺、庆云寺和止观寺等几座，但却以人工开凿的石窟寺――“千佛岩”而闻名。千佛岩位于今栖窟寺后的千佛岭上，最早的一个大石窟名叫“无量殿”或“三圣殿”。该殿的主佛为高达3丈2尺5寸的无量寿佛坐像，两侧为各高3丈的观音和势至两菩萨，会称为“西方三圣”开凿于南齐永明七年（公元489年）创建栖霞寺后不久。其余的近300个佛龛和500多尊佛像，绝大多数是齐、梁两代的皇族和大官僚出资为自己求佛的，其中有齐朝的文惠太子、豫章王、竟陵王和始安王等提到的那个爱钱如命的梁临川王萧宏，因为他自己舍不得花钱，就动用梁朝国库的公款大规模地修造和装饰石窟。这些佛龛内部的基本布局，都是“一佛二菩萨”，或“一佛二弟子”（二弟子通常是老年的“迦叶”和少年的“阿难”），有的佛座下蹲有双狮（称为“狮子听道”），窟门两侧还常有天王力士像。它们的雕刻作风都较圆润细巧，秀丽典雅，与北朝云岗、龙门等石窟的艺术风格似有所差别。可惜千佛岩的石质为红色沙岩，易于风化。又经明代太监们的大事重修，以及解放前无知寺僧们的用水泥修补装新，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
集中在建康一地的南朝四百人十寺，是当时人民的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它不仅占用了大量的民田、民宅和名胜之地，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建寺造塔和雕铸佛像，还要养活十几万的和尚和尼姑。每座佛寺都拥有庞大的庄园，并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他们既是神权的代表者，又兼世俗的大地主和大商人。这样，人民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也就更为沉重了。因此，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土纷纷起来反对。刘宋时曾在今太平南路四象桥（古代叫青溪中桥）之北建有宏丽的“湘宫寺”，寺址原是宋明帝刘彧的王府，他做了皇帝以后，就“舍宅为寺，造了两座五层宝塔，并在铜佛像上使用了金箔制成的背光，极其奢丽。在宋明帝叫群臣参观他的所谓“功德”时，有一个名叫虞愿的官员就直言不讳他说：“这是老百姓卖妻卖儿钱所建成的，这种罪恶比宝塔还要深重，有什么功德可言呢？”
公元489年时，一场中国哲学史上非常有名的“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之间的大辩论，在鸡笼山旁的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里展开了。其中无神论者的代表人物是杰出的思想家范缜，有神论者的代表人物就是萧子良、萧衍和沈约等，还有大批的佛教僧徒参加辩论。范缜一面进行口头辩论，－面积极起草《神灭论》的文章，证明物质是具体存在的，而精神则是附生的。这对于当时广泛流行的佛教迷信，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所以《神灭论》在公元507年公开发表后，范缜再次受到了佛教徒的大围攻。但是，他毫不畏惧，声明决不“卖论求官”，继续据理驳斥怫教徙的骗人鬼话。据说他经常“日服千人”，许多佛教信徒都被他驳得哑口无言，最后，他们只好把梁武帝请出来，利用政治压力把范缜流放到了广州。但是，斗争并没有到此结束，范缜被流放以后，又有郭祖深等继续进行反佛斗争，一直到“侯景之乱”建康被毁时才告一段落。
在建康近郊六朝佛寺的周围，分布着一系列的东晋至南朝的帝王陵墓。这些陵墓之前，多数竖有巨大而生动的石刻，保存到今天的还有20多处，它们是我国中古时代石刻中的代表作品，历史艺术价值很高。
建康地区年代最早的六朝陵墓，要算是三国东吴孙权的陵墓。他死于公元252年，史书都记载说是葬于钟山之阳，称为“蒋陵”，或“吴大帝陵。明清时代的南京地方志则进一步指出是在朝阳门（今中山门）外的第三个山岗，俗称“孙陵岗”，那么，孙陵岗的具体位置又在何处呢？由于北宋时的政治家王安石说过：“南朝九日台在孙陵岗旁，去吾园（指今中山门内半山园）数百尺。”由于北宋时今中山门一带没有城墙，由半山园直接向东南走不远，就到今明孝陵的前面，那里较大的山岗，只有一座“梅花山”，而梅花山一带的旧地名又称为“蒋陵里”或“吴王坟”。此外，在南京民间还流传说，明太祖建造孝陵时，曾经讲过要孙权为他“看大门”。综合上述资料，我们认为孙权的陵墓很可能就在今梅花山下。据史书记载，蒋陵内葬有孙权和他的后妻潘夫人，他的前妻步夫人和宣明太子孙登，也分别葬于蒋陵附近，俗称“步夫人墩”和“宣明太子坟”。但是，在地面上都已看不到任何遗迹了。
东晋共有ll个皇帝，据唐代著作《建康实录》记载，除废帝司马奕葬于吴县外，穆帝葬于建康幕府山之阳，元帝、明帝、成帝和哀帝葬于鸡宠山阳，康帝、简文帝、孝武帝、安帝和恭帝葬于钟山之阳。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所谓“平葬，不起坟”，因此陵墓的位置不易确定。1961年11月，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太平门内富贵山南麓发现了一块石刻，上书“宋永初二年太岁辛酉十一月乙已朔七日辛亥晋恭皇帝之玄宫”26字，这就说明了今富贵山乃是东晋后期五陵的所在地，而东晋恭帝诸皇后在附近覆舟山下所建的“青园寺”，当与此陵区有关。到1964年，南京博物院又在距离晋恭帝石竭发现地的西面400米处，发掘到一座建筑结构较为复杂的东晋大墓。我们认为该墓很可能就是晋安帝司马德宗的陵墓，因为《建康实录》中说过：晋恭帝冲平陵“在蒋山之阳安帝同处”。而且，今后还可能在富贵山一带继续发现康帝、简文帝和孝武帝的陵墓。至于葬在“鸡宠山之阳“的四座晋陵，根据现有迹象判断，我们认为可能是在鼓楼岗的南麓。1972年4月在南京大学北园发掘出来的东晋大墓也许就是这四陵之一，它的地理位置符合于《建康实录》中所说的：“在今县（指唐代上元县治，在今朝天宫一带）北九里。”据《南朝佛寺志》，附近还有东晋时所建立的“耆阇《du读都》寺”。
总起来说，我们认为建康的东晋陵墓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在宫城之东，即今太平门内富贵山南麓，该处有古地名“东陵”；一在宫城之西，即今鼓楼岗南麓，该处也有古地名“西陵”。此外，在1981年4月，南京市博物馆曾在幕府山南麓的北崮山发掘过一座东晋大墓，其规模略小于富贵山的东晋皇陵，而与南京大学北园晋墓相仿。这三墓都发现有象征着帝王特殊地位的龙头形和虎头形的陶座各一对，这是作为悬挂丝织品帷帐之用的座子，还分别出土有精致的青瓷器、金器、玉器以至玻璃器等高级的随葬品。所以，幕府山大墓很有可能即是东晋穆帝的永平陵，附近也有南朝古刹幕府寺。
由于南朝齐、梁两代的萧氏皇帝死后，都归葬其故乡南兰陵郡的南兰陵县，所以齐、梁的皇陵都分布在今丹阳市境内，建康地区仅有宋、陈两代的皇陵。
刘宋王朝的皇陵，地点比较明确的只有宋武帝刘裕的初宁陵一处，位于今南京市东郊的麒麟门，其东有“本业寺”。陵前的神道入口处，保存着造型优美的双翼石兽一对，长度和高度各有3米左右，重达2万多斤。左边的石兽为双角，通称“天禄”；右边的石兽为独角，通称“麒麟”，二者合称“麒麟”。“麒麟”是一种狮形的神兽，在生物界中并无实物，石刻品从汉代起就出现于大墓的神道中。它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商周的青铜器，特别是近年来在河北平山县发现的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墓中，出土了与南朝石兽造型非常相似的错银双翼铜兽，更说明了这类神兽是我国传统的艺术品。不过，到了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广泛流行，而狮子又是佛的护法神兽，所以这类狮形石刻也就更多地被用在帝王陵墓的前面。
在南京西南郊的西善桥附近，于1960年发现了一座装饰有《竹林七贤图》砖印壁画的南朝大墓，根据在丹阳胡桥和建山发现的两座有同样内容壁画的南齐皇陵的情况，西善桥大墓亦应是南朝皇陵。不过，在年代上要比丹阳二陵为早，因西善桥大墓出土器物的时代风格，与南京甘家巷附近的刘宋元徽三年（公元475年）的大族明昙憘墓出土物非常相似。所以，我们认为西善桥的南朝大墓应属刘宋皇陵，对照文献记载，很可能是刘宋孝武帝刘骏的景宁陵。这幅《竹林七贤图》壁画，在南京和丹阳地区已发现的三处中，绘制得最为工整。画中的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怜和阮咸等魏晋时期善于“清谈”而又“嗜酒”的“七贤”，以及配置的春秋时期“高士”荣启期，人物线条相当流畅，表现出南朝典型的”秀骨清像”的绘画风格。关于这类的《竹林七贤图》，根据有关记载，东晋的大画家顾恺之和戴逵，以及南朝宋、齐之际的大画家陆探微都曾有过创作，但均已失传。从西善桥大墓这幅壁画的风格看，以所谓“铁线描”为主，不像顾恺之所常用的春蚕吐丝般的“高古游丝描”，“秀骨清像”的特点也很显著。有的人认为这一壁画的母本非常接近于陆探微的作品，而由匠师们复制成为砖画，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南朝陈代的皇陵，地点比较明确的有南京光华门外上方桥附近的陈武帝陈霸先的万安陵，以及栖霞山甘家巷南狮子冲的陈文帝陈篟（读欠）的永宁陵。二陵前各有石麒麟一对，陈武帝陵前的石麒麟造型较为朴实，线条亦较简单；但陈文帝陵前石麒麟的造型和装饰却相当华美，雕刻手法细致圆熟，是南京地区同类石兽中的代表作。此外，在南京西善桥附近的罐子山北麓，也发现过一座南朝大墓，并且装饰有“狮子图“等砖印壁画，还有反映佛教艺术风格的莲花和卷草等的花纹砖。对照文献记载，这座大墓很可能是陈宣帝陈顼（xu读旭）的显宁陵。
齐、梁两代的皇陵虽然都在今丹阳市，但王侯一级的墓葬却多数在今南京地区，尤以东北郊尧化门到栖霞山之间最为集中，附近有南朝古寺“宝城寺后改“衡阳寺”）和栖霞寺。该处分布有梁武帝的七弟安成郡王萧秀墓、九弟鄱阳郡王萧恢墓、十弟始兴郡王萧憺（dan读淡）墓、堂弟吴平县侯萧景墓，以及萧憺之子新渝县侯萧英墓等，梁武帝的六弟临川郡王太尉萧宏墓也在距此不远的仙鹤门附近。这些粱代王侯墓前的神道中，通常是先列一对大型的双翼石兽，这类石兽均身躯肥壮，颈部粗短，作张口吐舌、阔步行进的状态，重达1.5万公斤左右，其造型比石麒麟更接近于狮子的形象、一般称之为“辟邪”。如果说南朝石麒麟给人的印象是窈窕而秀美的话，那么石辟邪的艺术形象便是健壮而丰满。南京地区现存的南朝石辟邪，以萧景墓前和萧宏墓前的最为生动。南朝王侯墓前神道中的第二列石刻是一对高达6米左右的神道石柱。这种石柱分作柱盖、柱身和柱础三个部分。最上部是一只屹立于莲花纹石圆盘之上的小型石辟邪；中部是具有20余道直线凹棱纹的椭圆形柱身，其上端附有长方形石额一块，刻写着墓主人的官衔和姓氏，通常是左柱刻正书，右柱刻反书，或左柱刻顺读文，右柱刻逆读文；下部的柱础上则蟠曲着一对头部相向、口衔宝珠的螭龙。全柱的造型匀称，比例协调，使人有秀丽挺拔和端庄凝重的感觉。南京地区最完整的南朝神道石柱，仅有尧化门外太平村（即十月村）萧景墓前的一件。这种带凹棱纹和小辟邪的神道石柱，过去一般认为是受了希腊和印度艺术的影响。其实，在我国东汉时期已有出现。如北京西郊八宝山附近的东汉墓地中，就发现过这类凹棱纹的神道石柱，柱上端的石额上刻写有“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等字，柱础上浮雕着双虎奔逐的形象。不过，北京发现的东汉秦君神道石柱的上部为石刻的屋顶，而无圆盘和蹲兽。所以，南朝神道石柱的造型，应是我国固有的艺术传统与佛教艺术融合以后的新的艺术创造。
神道石碑是南朝王侯墓前神道中的第三列石刻。这种石碑高有5米多，重达1万公斤左右，分为碑首、碑身和碑座三个部分。碑首作浑圆而无棱角的碗形，饰以交相蟠曲的双龙，碑额上凿有被称为“穿”的圆孔，这是古代利用成对的碑来悬棺下葬的遗制。碑身正面通常刻有为墓主歌功颂德的长篇碑文。碑座都做成昂首的巨龟形状，称为“龟趺”。这种巨龟名叫“贔屃”，据说它的气力特别大，能够负重，所以古人用它的形象来做成碑座。南京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南朝神道石碑，是位于栖霞山甘家巷西侧的萧憺墓碑。
以上所介绍的南京附近六朝陵墓，乃是中外闻名的古迹之一。尤其是南朝陵墓之前的石刻群，堪称为我国中古时代雕刻艺术中的精华，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现在，这些精美的石刻群都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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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八十寺：形容佛寺很多。南朝佛教非常盛行， 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