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名人有影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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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名人有影响的故事

对名人有影响的故事
傅雷的童年非常不幸.他4岁时父亲傅鹏蒙冤入狱,不久便离开人世.母亲在父亲被囚禁时,为营救丈夫四处奔走,无暇照料孩子们,傅雷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因病相继死去,只有他侥幸活了下来.极大的悲哀几乎从心理上摧毁了母亲,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
　　一次,傅雷不喜欢上课,逃学了.没想到,学堂的老师找到他家并责备母亲管教不严,母亲忍气吞声承担了儿子逃学的责任.傅雷回家以后,母亲问他,今天学堂的功课怎么样,傅雷不知实情,敷衍了几句,母亲当时没说什么.晚上傅雷睡熟后,母亲跪在丈夫的灵牌前哭了一阵,儿子的逃学让她万念俱灰,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在母亲的脑海：不如我们母子都随丈夫一起去了.她找出一块很结实的土布,趁儿子还在熟睡,就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这时,傅雷从梦中突然惊醒,他看到了母亲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这双眼睛傅雷一生都不会忘记.
　　傅雷立刻猜到母亲的疯狂念头,他声泪俱下地恳求母亲饶了他这一回,但是母亲已经绝望了.母亲把他拖向一个离家不远的深水塘,他拼命地喊救命.直到几位邻居奔出来,把母亲推倒,才救出了傅雷.
　　从那以后,傅雷再也不敢逃学了.不久他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大同大学的附中.在学习期间,国内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作为热爱祖国渴望民族富强的进步学生,傅雷也参加了运动.可是迫于政府的压力,学校决定将他交给警察机关治罪.傅雷的母亲听到消息以后,当即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把傅雷送到法国留学.
　　留法期间,傅雷丝毫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总感到无论走到哪里,母亲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总是在背后盯着他.傅雷用极大的热忱投入了多种艺术活动,集中精力探索古希腊的艺术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在文学方面,傅雷对法国出名的作家作品都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他从法国18世纪的文学开始一直研究到了当时正处于巅峰时期的罗曼-罗兰.通过对其深入研究,他知道莫扎特与贝多芬,体会到了人与命运的抗争,体会到了一个伟大心灵的悲痛与反抗.
　　1931年,傅雷回到上海,受刘海粟的邀请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美术史和法文.一年后,他辞职,开始做翻译工作.1933年他翻译了菲利普-苏卜的《夏洛外传》.译书是一件枯燥而单调的事,傅雷也曾有过懈怠,但是一想起母亲的那双眼睛,他便马上打起精神,潜心工作.傅雷的一生几乎是在书斋里度过的,他把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的名作介绍给了中国读者.翻译时,他总是把原著看过四五遍后才译,就拿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来说,傅雷就前后译过3次.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约翰-克利斯朵夫》都受到了读者的喜爱与赞赏.
　　李四光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们在一块大坪上玩捉迷藏的游戏.小朋友有的藏在草垛背后,有的藏在大树背后,而他最喜欢藏在一块大石头的背后.有一天,小四光突然想到,在平整的草坪上,这块凸起的大石头屹立在这儿,显得十分不相称.李四光去问村里见多识广的陈二爹.“陈二爹,您说坪上那块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呢?”“噢,别人都说,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小四光更不明白了,他又去问爸爸：“爸爸,陈二爹说,坪上那块石头是天上掉下来的.您说是真的吗?”“也有可能.天上的流星落到地上,就变成了石头,叫‘陨石’.”
　　“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我也不能确定.”李四光感到很不满足：“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父亲回答不了他,他就下决心,一定要当个科学家,探求其中的奥秘.
　　李四光从小上的是私塾,后来到武昌求学.他到武昌水陆街的湖北省务处报名,小心谨慎地从钱袋子里掏出一元钱买了张报名表.由于工作人员态度不好,弄得他很紧张,在填表时把自己的年龄（十四）填在了姓名栏里.填错了就得新买一张报名表,对借钱来读书的李四光来之不易.他想了想决定把原名李仲揆改了,他把“十”改成了“李”,把“四”保留了下来.“李仲揆”变成了“李四”,他觉得太俗,这时他抬头看到大厅中央一块横匾上有四个大字：“光被四表”,于是就在“李四”后面加了一个“光”.
　　李四光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高等小学堂,没过几年,便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学的是造船专业,回国后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当时中国根本没有钢材来建造船只.于是1913年7月,李四光去了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采矿专业,他想学成归国后把我国的铁矿开采出炼成钢,这样就有造船的材料了.可是一年后,他又决定改学地质,因为他觉得,如果不知道矿藏在哪里是不能开采的,还是不能达到目的.这样,学地质便成了他终生的选择.
　　回国后,在太行山麓的一次地质考察中,李四光第一次发现了中国第四纪冰川存在的遗迹.这时,李四光才意识到,故乡那块大石头,也许是被冰川推移过来的一块大漂砾.
　　1933年,李四光回到故乡,对这块大石头进行了仔细考察,鉴定出它是片麻岩,不是陨石.而在那一带地区的地层外没有这种片麻岩,说明它不是原来就有的石头.哪里有片麻岩呢?秦岭!如果这是事实,究竟是什么力量将其推移到这么远的地方呢?冰川!只有冰川能将它推移到这儿.进一步考察后,李四光发现这一带广泛分布着冰川带来的砾石和黏土堆积物,他专门写了一篇《扬子江流域第四纪冰期》的论文,特别提到了他儿时捉迷藏玩的大石头.这个“使他迷惑不解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李嘉诚三岁时,家道中落,后来父亲得了重病,不久离开人世,刚上了几个月中学的李嘉诚就此失学.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李家孤儿寡母生活艰难.李嘉诚是家中长子,不能不帮母亲承担家庭生活的重担.一位茶楼老板看他们可怜,收留16岁的小嘉诚在茶馆里当烫茶的跑堂.茶楼天不亮就要开门,到午夜还不能休息,小嘉诚也抱怨过自己命不好,甚至希望哪天日本鬼子的枪走火,把他打死算了.直到一次偶发事件,才使他不再自怨自艾.
　　那天,因为太疲倦,他当班时一不小心把开水洒在地上,溅湿了客人的衣裤.李嘉诚很紧张,他等待着客人的巴掌、老板的训斥.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位客人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反而为他开脱,一再为他说情,让老板不要开除他.
　　“没关系的,我看这孩子挺有出息的.只是以后要记住,做什么事都必须谨慎,不集中精力怎么行呢?”
　　李嘉诚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间,之后,他把“谨慎”当成了自己的人生信条.久而久之,竟使他练出了一种眼光,一个人是什么职业,性格特征、生活习惯、为人处事,一见面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一切对他后来的事业起到了很大作用.
　　随后,李嘉诚辞掉跑堂的工作,从塑胶厂推销员开始,一直干到了业务经理.三年后,20岁的他做好了准备,要大干一番.白手起家的他,在维多利亚港附近的一条小溪旁,租了一间灰暗的小厂房,买了一台老掉牙的压塑机,办起了“长江塑胶厂”.随后,经过反复考察,他认为塑胶花市场需求很大,于是大量生产,这为他带来了可观收入.30岁的李嘉诚,已成了千万富翁.正在塑胶花畅销全球时,李嘉诚却敏锐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人拥入这个行业,“好日子很快会过去”,如果再不调整,引起的后果不只是“溅湿衣裤”了.有人认为他太保守了,但他认为这是经商中必须具备的素质,那就是谨慎和预见性.
　　随后他找到的是房地产.60年中期,内地的局势令香港社会人心惶惶,富翁们纷纷逃离,争着廉价抛售产业.李嘉诚正在建筑中的楼房也被迫停工,如果按当时的地产价格来算,他简直可说是全军覆没了.但他沉着应变,仔细分析局势.认为内地肯定会恢复安定,香港将进一步繁荣发展.在别人大量抛售房地产时,李嘉诚却反其道行之,将所有资金都来收购房地产.朋友们纷纷劝他不要做傻事,他说：“我看准了不会亏本才敢买,男子汉大丈夫还怕风险?”
　　李嘉诚又一次成功了.70年代初,香港房地产价格开始回升,他从中获得了双倍的利润.到1976年,李嘉诚公司的净产值达到5个多亿,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房地产实业.此后,李嘉诚节节高升,1992年的《福布斯》世界富豪排名中,他以38亿美元的个人财产列第35位,成为全球华人中的首富.
　　聂耳原名聂守信,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家里境况困难.聂耳该上三年级了,学校马上就要开学,可是哪有钱交学费买书呢?妈妈悄悄把聂耳爸爸在世时最喜欢的八音钟卖了,学费有了着落.可书费呢?开学那天,小聂耳拉住妈妈的衣角说：“妈妈,我有书了.”他从书包里拿出两个订得整整齐齐的本子.妈妈翻开本子一看就呆住了,聂耳用香烟盒纸工工整整地抄了两本,一本国语,一本算术.
　　贫寒的生活丝毫没有影响他对生活的热爱.他家有一位邻居姓邱,是位木匠,闲暇时喜欢拿一枝短笛坐在门口吹,那美妙的旋律时而像天上的云彩一样悠扬舒缓,时而像森林里的小鸟一样活泼跳跃.年幼的聂守信陶醉不已,忍不住跑到邱木匠家,跟他学习吹笛子.聂守信很聪明,学得很快,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哥哥也跟着一起学.后来,他们用压岁钱买了一枝竹笛和一把二胡.从此他的家就乐声不断,常引得路人停下脚步聆听.
　　后来,聂守信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在学校,他是学生音乐团出色的小指挥,在他家居住的胡同,他又是街坊儿童小乐团的热心组织者.中学毕业后,聂守信被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录取.一天,他亲眼看见国民党当局杀害了三位革命者,还割下他们的头,挖出他们的心,暴尸示众.聂守信对此感到无比愤怒,他开始思考民族的命运,并加入了共青团.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他被当局列入黑名单,无奈离开家乡去了上海.这一年,他刚18岁.
　　初到上海,他在一家云南人开的商号里当伙计.一天,他在报上看到了“明月歌剧社“招收学员的广告,想到自己从邱木匠那里受到启蒙至今,一直没有机会投身艺术,便马上跑去报名.主考人是音乐家黎锦晖,他见这个年轻人身上洋溢着奋发向上的热情,又有音乐基础,立即录取了他.在歌剧社,聂守信很快就成了首席小提琴手,由于他的耳朵特别敏锐,大家就叫他“耳朵先生”,后来,他干脆改名叫聂耳.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难,歌剧社的节目仍然是风花雪月,聂耳认为年轻人不应沉迷于靡靡之音,离开了歌剧社.不久,他结识了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他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一首又一首明快有力的歌曲从他心中涌出,冲击着中国人麻木怯懦的心灵.
　　1935年,由田汉和夏衍等人创作的电影《风云儿女》需要一首主题歌,田汉写好了歌词,负责谱曲的聂耳看到歌词后激动不已,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忘我地投入了创作,时而在钢琴上弹奏,时而用手在桌子上打拍子,时而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楼下的房东太太差点把他撵出去.谱好之后,导演许幸之被那激昂有力的旋律深深打动,不过他觉得结尾不够有力,歌曲原来的结尾是“前进!前进!前进!”在他的建议下,聂耳把它改成“前进!前进!前进进!”变得更有气势了——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在外漂泊多年,回到家乡时,邱木匠已经去世,想起童年时邱木匠对自己的帮助,聂耳心里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