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年间 长安指哪里?

北宋庆历年间 长安指哪里?
北宋庆历年间 长安指哪里?

北宋庆历年间 长安指哪里?
你干啥不问为啥没定都洛阳阿.
长安.也太远了吧.
北宋那时北面和西北面可都是危机四伏阿
初期不知道,中期西北的西夏,北边的辽,哪个不是威胁阿

西安

应该是西安

西安

今陕西西安

西安

西安

今陕西省西安市

西安

西安

今陕西西安

西安

对于开封在地缘政治上的局限性，赵匡胤是有足够认识的。但他即位于仓促之间，一开始决不可能打算重新建都，而在此后十七年的当政时期，他却不止一次地产生过迁都的构想。但是，统一国家的战争终究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对于迁都这种伤筋动骨的事，条件不具备时，谁也不敢草率从事。当统一战争基本结束以后，赵匡胤便启动了西巡洛阳的壮举。皇帝出巡，可不是小事，还在准备阶段，京西南面转运使李符就上表陈说御驾西行有“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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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开封在地缘政治上的局限性，赵匡胤是有足够认识的。但他即位于仓促之间，一开始决不可能打算重新建都，而在此后十七年的当政时期，他却不止一次地产生过迁都的构想。但是，统一国家的战争终究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对于迁都这种伤筋动骨的事，条件不具备时，谁也不敢草率从事。当统一战争基本结束以后，赵匡胤便启动了西巡洛阳的壮举。皇帝出巡，可不是小事，还在准备阶段，京西南面转运使李符就上表陈说御驾西行有“八难”，加以谏阻。尽管李符说得头头是道，而且他的观点显然反映了相当部分官员的意见，赵匡胤却未加理会。他之一定要去洛阳，除了重返故地去追寻儿时的旧梦，主要目的就是实地考察洛阳，为迁都的决策做准备。他在自己的出生地夹马营，面对毁于战火的旧日兵营(赵匡胤的父亲是禁军军官，后唐时全家随军住在营内)，发出感叹说:这地方还是要修复供禁军驻屯。大臣们听出他话里打算迁都的意思，内心反对但不敢表示。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追随赵匡胤二十余年，作战勇敢，很受信任，找了个机会提出建议说：“东京(开封)有汁渠之槽，岁致江淮米数百万解，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
理由是切中要害的，开封有汁水的嘈运之便，“八十万禁军”的给养不成问题，但赵匡胤听不进去。群臣便通过晋王赵光义来做说服工作，道理还是迁都如何不便之类。兄弟俩感情虽好，此刻却话不投机。赵匡胤说：“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赵光义听到他说以后还要迁往长安的话，更不理解—关中自唐末战乱以来，残破荒凉，较河南更甚，如何去得?也许哥哥在和臣工们赌气?于是跪倒在地，进行更恳切的劝谏。赵匡胤只好进一步解释：“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这是他的真实想法，但赵光义并不认同，反驳说：“安天下在德而不在险，秦据关中，苛政虐民，不二世而亡。”这句话当场令赵匡胤为之语塞，事后他对左右说：“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弹矣!”他虽然是武夫出身，却很有政治头脑，深知政事与兵事两者的关系不容易处理好：穷兵默武一定带来民生疾苦，而武备不修最终会陷于内患蜂起、外衅丛生的危险局面。面对着赵光义这个“在德而不在险”的命题，他并不以为然，但却很难反驳。于是，迁都之议被搁置下来。
从洛阳回到开封不过半年，赵匡胤就病死了。接班人是赵光义，国都西迁的问题自然再不会有人提起。虽然以开封为永久性的首都有违赵匡胤的初衷，但北宋一朝的帝王们(从赵光义到钦宗赵桓，包括长期垂帘听政的仁宗养母章献皇太后)却大体上都遵循着赵匡胤倡导的政治路线。一百五十年间(从赵匡胤死后算起)，北宋在封建社会史上，以最开明的政治、文化形态和最软弱的军事、外交格局，写下了独特的篇章。其时，开封在发展中走向繁荣的顶峰，成为远胜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的全世界最大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这是赵匡胤政治理念带来的成果)，最后在异族的人侵中以罕见的悲惨方式被毁灭(这也是赵匡胤政治理念所造成并基本被他预见的结局)。
开封的城市建设也反映着上述的历史逻辑。由于赵匡胤并不属意定都开封，而且他又是个一贯强调节用惜物的开国之君，所以，开封始终没有像隋、唐经营长安那样追求气魄宏大，它也不是按照一个完整的规划所修建，而是在汁州旧城的基础上，经多次改造扩展而成。开封城内外共有三重，最中心的叫“大内”，也就是皇城，原来是唐代节度使的衙署，自后梁开始被改修成宫殿。皇城外面是内城，也就是注州旧有的州城。内城以外的是五代时修建的外城，北宋各朝曾多次重修或扩建，但周长不过四十余里，面积约三十平方公里，较唐时的长安(面积八十四平方公里)小了一半有余。由于经济的发展，更由于大国首都庞大的寄生群体居住和消费的需要，开封的商业区向城外大大拓展。这当然给防务造成了很大的被动，以致后来京师保卫战的前线必须设在数十里外的黄河以北，因为只要敌军过了黄河，开封就完全暴露于敌前，它的城墙基本失去了守险的意义。
赵匡胤深知开封在防务方面的缺陷，他更懂得京师安全对帝国的重要，在不具备迁都条件的清况下，他不得不着力建设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禁军”，集中驻屯在京散及要冲之地，拱卫首都。为了保证禁军的质量，他一方面多次有计划地从饥民、流民和地方保安部队(厢军、乡军)中选拔孔武有力、弓马娴熟的壮丁人伍，一方面积极推行士兵职业化，终身不退役。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禁军的数量不断扩大，他本人通过政变上台时，禁军不足二十万，一百年后翻了三番有余。《水浒传》里称“八十万禁军”，其实早在仁宗庆历年间，就已经达到一百二十五万。正如赵匡胤所预料的，庞大的军费开支最终给北宋百姓带来不堪承受的负担，成为导致社会动乱直接和重要的原因。
而且，这种不断膨胀的军事政策，十分有悖于赵匡胤的政治初衷。赵匡胤虽然出身军人世家，前半生一直厮杀疆场，而且是靠着军队的拥戴登上帝位，但他终其一生对军队、对战争，对穷兵默武、开疆扩土似乎没有多少好感。在这方面，他至少有如下一些表现：
(-一)他对军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为了彻底解决晚唐以来军阀割据危害皇权的积患，登基不久，他就撤消了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这两个最高级的军职(他本人正是从殿前都点检的位置上被拥立的)，次一级的将领则选拔年纪较轻、资历较浅的军官充任，至于“老帅”们则一律光荣退休(被授予很高的名位和傣禄后交出兵权)。将领们经常调动，但军队并不随行，所谓“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朝廷负责指挥调动军队的部门是枢密院，枢密院的首长枢密使和宰相(中书省门下平章事)平级，和三司使(计相)一起构成政府的最高权力核心。作为文官政府的部门，枢密院掌握军权，但并不统领军队，直接带兵的将领管着兵，却不能从防区里随意调动一兵一卒。这样一来，军人培植私人势力的情况被杜绝了，当然，军队的作战能力不免会因指挥机制的缺陷而受到影响。
(二)他从不抱有向非汉族地区扩张的意图，主观上有意识地回避与任何外族的战争。赵匡撤在位十七年，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基本上贯其始终，但战争对象都是汉族地区的分裂王国。他在征服了孟昹的蜀国以后，手挥玉斧在地图上沿大渡河走向划了一条线，说道：“大渡河以西，非吾所有!”这个动作很典型，充分显示了他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征服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周边地区，代价太大，收获甚少，得不偿失。以他当时的实力，要走汉、唐扩张的老路，并非不具备可能，而且困难和阻力更小一些，因为，当时除了契丹稍呈强势，其他的如吐蕃、南诏、高丽等都已在内战中衰落，容易下手。可是，赵匡胤终其一生从未像前代那些雄图伟略的帝王一样对“聂尔蛮夷”“躬行天讨”。作为一个军人出身的强大帝国的君主，在这点上，他无疑应该被看成难得的“异数”。
(三)他虽然直到临死才基本完成国家的统一(北汉仍未征服)—可说是打了一辈子仗，但他对于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痛苦却深有体会，因此，他极其反感战时屠杀俘虏和百姓的行为。同是功臣的曹彬和王全斌的不同结局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曹彬兵下南唐，生俘李煌，据说做到了“不妄杀一人”，班师回朝，赏钱五十万，随即被任命为枢密使并兼领忠武军节度使(类似今天的总参谋长兼大军区司令)，这样的兼职安排，前所未有，真可谓位极人臣了。而征服后蜀的北路军主帅王全斌呢?由于掳掠百姓、滥杀降卒，被立案审查，差点连脑袋都丢了，被特赦以后，贬往随州这种边远地区一呆就是十几年，直到临死前三个月，才恢复待遇，重新起用。同样的例子还很多，这充分证明赵匡胤对于战争的破坏作用，特别是战争中的种种暴行，确实是相当反感的。
赵匡胤的上述军事思想和国防路线，在整个宋代都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当然，也难免有些走样，比如，因为强调不对外用兵的原则，竟发展到面临强敌时一味委曲求全，以牺牲财富和尊严去换取和平。从太宗、真宗到仁宗，对辽国和西夏的政策都是很典型的例子。神宗在位时，大约对于王安石有太高的期望值，颇有意振军经武，又是设“武学”(军官学校)，又是扩军，结果却并不理想，由于坚持士兵职业化的禁军制度，军队的增多造成了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他的儿子哲宗赵煦即位时是个小孩，祖母高氏掌权，废除新法。哲宗亲政以后，宣布要继承父亲遗志，重新起用新党，前后两次人员大换班和路线大调整，政治上动静很大，但在军事上却没有什么大动作。以后的徽、钦两朝，由于金国的崛起和不断南侵，北宋的国防日见衰弱，并最终走上了覆亡之路。
在对外战争中长期处于被动状态的北宋朝廷，却造就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内极其辉煌的局面。相对宽松和开明的政治环境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因此，开封也就成为惟一一座没有经历过皇权暴政的古都。它虽然不宏大，却未曾因为杀戮理性和良知的横暴而蒙上耻辱的阴影，相反，由于见证了一个时代文化(文学、艺术、科技)的辉煌成就，在众多古都中，它独具一种祥和的色彩并从而光照史册。
北宋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是赵匡胤为他所倡导的文官体制确定的基调，也是这一政治路线形成传统的结果。赵匡胤出于对唐末以来武夫横行这一积弊的痛切认识，向往文官掌权的“好人政府”，为了培育和维护一支高素质的稳定的文官队伍，他用过几手很值得称道的政策，比如:
(一)重用旧知识分子，发掘他们的潜能为新政权服务。所谓“旧知识分子”，就是那些从五代的历史背景中走过来的读书人(大量是旧官吏)。赵匡胤是被军人集团推上宝座的，但他却宁愿把朝政委托给文官，虽然他和这些人素无渊源。后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一律留任原职，而且提高了级别待遇。一直到四年以后，长期追随左右充任幕僚长角色的赵普(乡村小知识分子出身)逐步熟悉了朝廷政务的运作，赵匡胤才“接受”了三人同时提出的辞职请求，任命赵普担任宰相。除了宰相，其他朝廷大员留任的更多，这些人各有长短，但大都在不同方面(特别在制度建设上)做出过贡献，有的还堪称一代名臣，如长期任知制浩(相当中央研究室主任，掌管文字)的陶谷，任御史中承兼判吏部(纪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刘温雯，任知贡举(兼具人事部、教育部的职能)的薛居正等等。
(二)注重选拔民间知识分子，更新官吏队伍，改善官吏素质。赵匡撤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是健全和发展科举制度，由他发起并在宋代逐步形成的规范化的科举制度，克服了从汉到唐以来门第阀阅对官吏来源的操纵和影响，为中小地主和底层知识分子进入政权提供了可能。一千年来，直到近现代考试制度之前，它具有的科学与公平性是无可替代的。赵匡胤对科举制度的建设抓得很细。比如，为了帮助边远贫困地区的考生能顺利进京应试，他颁布了一项由国家骚站为举子免费提供食宿的规定，这对于下层知识分子确实是切实有效的支持。又比如，他每每亲自过问考试的风纪和考生的质量，为此，他确立了皇帝“召对”(面试)的制度，对资质庸劣的新科进士，除了罢黝他们的功名，还要追查被录取的背景，严惩主考官员。由于他抓得严、抓得紧，而且一抓到底，良好的科举风气逐渐形成一种传统。后来有宋一代产生了那么多出身寒门的大政治家，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比较健全完善的科举制度。
(三)切实为知识分子营造比较宽容、宽松的政治环境。宋人笔记中说，赵匡撤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镌立了一块七八尺高的石碑，名为“誓碑”，并规定，春秋庙祭及新天子即位，参拜列祖列宗后，礼官要奏请皇帝恭读誓词。这个仪式颇为神秘，皇帝默颂誓词时，身边只留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官(太监)，因而除了皇帝谁也不知道誓词的内容，直到金兵攻占开封以后，太庙遭洗劫，碑文才流传于世，一共三条:
1 柴(荣)氏子孙，有罪不得处以刑罚，纵然犯谋逆大罪，只可于狱中赐其自尽，不得在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2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3 子孙有违此誓者，天必殛之。
誓词很简单，却把阅读誓词的方式弄得如此神秘，赵匡胤的用意无非两条，一是避免张扬，二是对后世子孙产生一种特殊的约束力。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三条确实起了作用。特别是第二条，虽然简单，却为知识分子划出了一条安全的底线，极有利于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宋朝为什么会涌现那么多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文官政治何以会那样稳定而具有效率?不同利益集团缘何能维持斗争中的平衡而不致酿成流血的惨剧?实在是得力于“不杀人”这一浅显的原则。明确而认真地保护知识分子，在漫长而黑暗的中国古代历史上，这是独一无二的记忆。

节录于《文治与武功背向走势的证明》 雷池月 《书屋》二零零四年第十期
不知道这对你有用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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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长安城（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