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祖国60年的变化(可以画出来）有什么

体现祖国60年的变化(可以画出来）有什么
体现祖国60年的变化(可以画出来）有什么

体现祖国60年的变化(可以画出来）有什么
首先是交通的变化,以前的人用的是自行车,现在用的是小轿车.
其次是食品有了更高的保证·····

高楼、火箭、飞船、生态环境等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具有悠久历史而光辉灿烂的文化，它博大精深，泽被东西，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无穷智慧和宽广胸怀。西方文化是以古希腊及希伯莱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辉煌文化，充分表现了西方民族奔放、进取、民主、自由的独特性格。这两种文化，都是人类优秀文化，它们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文化构成看，中国当代文化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

全部展开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具有悠久历史而光辉灿烂的文化，它博大精深，泽被东西，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无穷智慧和宽广胸怀。西方文化是以古希腊及希伯莱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辉煌文化，充分表现了西方民族奔放、进取、民主、自由的独特性格。这两种文化，都是人类优秀文化，它们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文化构成看，中国当代文化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明代以来吸收的西方古典文化和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文化；五四运动以来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可见，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僵化的文化系统，而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开放的文化系统，它“是在主体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汲取内外多维文化的营养，在开放的溶汇中发展。即以本位文化为基础，大量汲取、溶汇异质文化的精华，以对异质文化的开放，促进本位文化的开拓。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文化是一种多维开放的动态结构。”（钟明善 朱正威
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精义》第8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尤其是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张，“全球一体化”的加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在加速，以致到了今天，中国文化中的西方因素就十分丰富。下面，我们试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角度，看一看西方文化因素的存在及其影响。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具有空间上的统一性、时间上的连续性。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时空统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强调整体至上，人伦道德，中庸和谐。．．．．．具有非宗教性的人文精神，具有泛道德性的理想追求，具有儒道互补，内圣外王的完善性。”（董广杰著《龙的传人与龙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透视》第11页，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年版）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又有强大的自我更新的机制与能力，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就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调节、相整合、相超越的更新自我的显著表现。
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指的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科技文明转变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随之发生的深刻变异。在这一长期的尚未完成的转变过程里，无疑近现代西方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方文化的不断楔入，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深远而巨大的震荡。
丁守和先生说得好：“近代西方文化是伴随着血与火涌入中国的。因而西方文化的冲击带有强烈的侵略性质，中国被迫打开大门，承受西方文化，则具有明显的屈辱、被动和非自觉性。一是从天朝上国的尊崇地位，沦于落后挨打的屈辱地位；二是从优越发达的文化传播，转入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三是从积极主动的文化交流，转入消极被动的文化选择。这就使中国文化步入近代历程的时候，蒙上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正义理性的道德因素，同走向世界，适应世界潮流的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加深了中国固有文化向现代化转变的艰难性。”（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第110页，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中国文化没有在自己的社会内在发展中走向近代，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引起变化，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矛盾冲击的过程中，互相会通融合，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与传承，而形成新的文化。中国当代文化就是近两百年来中西文化矛盾与交融的结晶，当代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活跃着大量的西方文化因子。
一、西方文化与中国政治观念的现代化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独特的韵味和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史上呈现出复杂的多彩的特色。其中，既有相当的糟粕，也有相当的精华，例如“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民惟邦本”的重民思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清廉不贪，为民请命”的“清官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报国报民的人生价值观等，都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儒家思想有封建性的一面，也有民主性的一面。它在中国历史上既起了维护封建主义统治的作用，又起到了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促进中华文明发展的作用。
在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结构中，“王权主义”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两大政治观念：“君权至上观念”和“臣民观念”，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维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秩序。
“君权至上观念”认为： 1 君主是天的儿子，能参天地，是调节人与自然的中枢； 2 君主是政治治与乱的枢机和决定力量； 3 君主拥有统属社会一切的巨大的权力； 4 君主是认识的最高权威和终极裁判者。（参见刘泽华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第64～7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臣民观念”认为：三纲五常是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臣民应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君主。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在传统社会臣民生活中形成了强烈的依赖和卑屈心态： 1 甘为臣仆与狗马的心态，仰食于君主，甘为君主工具与狗马； 2 向君主求是非，求合理性的心态； 3 对君主的期待心态，寄希望于圣明皇帝； 4 君主面前的原错感和原罪感心态，总是认为君主至圣至善，代表着真理与善良，绝对正确，绝对高尚，自己在君主面前，始终有错，始终有罪。（摘自刘泽华《论由传统政治观念向近代政治观念的转变》一文，《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第284～286
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王权主义政治观念，神化了君主，压抑了臣民，神圣化了封建君主专制，压制了民主，以至广大臣民思想贫乏，人格萎缩，成为君主的奴隶和工具。这种政治观念，必将随着中国生产力的进步，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所辗碎。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剧变，儒说权威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而轰然倒下。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关注西方侵略者，终于发现了他们背后的光辉灿烂的近代西方文明。于是，“西学东渐”与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救亡图存运动有机结合，从器物之学到政治之学，促使中国传统政治观念步入了“现代化转型”的轨迹，西方民主观涌入了中国。康有为改良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精神动力，无不吸取了西方民主观的精神营养。
例如，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及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就其思想渊源，“虽有古代中国‘民贵君轻’、‘民胞物与’等传统政治文化的民主性精华，以及历代农民战争反抗封建暴政的革命精神，但主要是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进化论和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以及共和国方案，效法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的道路”。（杨群章 何汝泉 许增纮 胡长林 主编《中外文化俯瞰》第282～283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的民主观，成为了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发展的锐利武器。
如今，民主、自由与平等的观念，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已经根深蒂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权在民”、“社会主义”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二、西方文化与中国经济伦理的现代化
中国经济结构在近现代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19世纪中期，由单一型的封建经济逐渐转变为自然经济、民族资本经济、外国资本经济、官僚资本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并存的复合型经济；第二次是20世纪中期，由前面所述的复合型经济，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单一型计划经济；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单一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多种经济并存的复合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中，除了中国社会自身的因素外，西方的经济模式和经济伦理，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济伦理是一个专门用来表述经济行为与伦理规范两者关系的边际概念。……它即是人类对经济与道德之间关系的一种辩证把握与价值判断，又是积淀于人类心灵深处，通过实践媒介得以凸现的意志自律与行为规范；既是社会经济得以运转、调适、置换的文化轴承，又是社会制度、组织原则、目标管理、政策导向得以确立、完善、重构的文化模板。”（陈钧著《传统经济伦理的近世转型》，《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一书第301页）。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有四大特点： 1 主张用“以义制利、勤劳敬业”去规范生产行为； 2
主张用“恪守礼制，以德驭众”去规范经济管理行为； 3 主张用“抑制竞争，讲求诚信”去规范商业行为； 4 主张用“重农抑商，排斥工商业”去规范产业结构形态。这种经济伦理，与我国是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一度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持续增涨与繁荣。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兴起，这种经济伦理就沦落为阻碍中国经济前进的绊脚石，不得不在近现代中国经济结构的三大转型中发生裂变，渐趋现代化。
在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现代转型中，西方的许多经济伦理观念，如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大力发展国内外贸易的重商主义，主张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自由资本主义，崇尚垄断的垄断资本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观念（斯大林模式），接连不断地涌入中国，对中国经济生活发挥巨大影响，促使中国人经济思想观念发生爆炸式剧变，“无商不富观念”、“市场规律观念”、“多元经济观念”、“股市观念”、“博彩观念”、“金钱观念”、“新型择业观念”、“知识经济观念”、“全球经济一体化观念”、“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观念”，已为大众普遍认同。
三、西方文化与中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中国在古典世界中，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商周到南北朝，一些主要的学科，如数学、天文学、医学、农学等已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系。隋唐到宋元，我国科技进入持续繁荣的黄金时期，而同时期的欧洲处于中世纪“最黑暗时期”。我国在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许多“世界之最”，尤其是“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后，加速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崛起。
到了十五世纪，由于腐朽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阻碍以及传统中的许多反动的僵化的社会意识的束缚，中国科技从传统的顶峰跌落了，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产生近代科技。欧洲却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推动下，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以天文学革命为标志，开始踏上近代科技发展道路，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西方先后掀起了三次伟大的科技革命，把中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甘落后的庞大民族，近现代中国人深入持久地开展了“西学东渐”运动。中国人放下了唯我独尊的架子，虚心向西方人学习，全面吸收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莘莘学子前往发达国家的“留学热”一浪高过一浪。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勇直追，有的领域冲到了世界的前列。当代中国科技已大大缩短了与西方科技强国的差距，并进入了与国际科技全面接轨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尖端科技———信息技术，新型材料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核能技术，纳米技术等，一有新动向中国就紧紧跟上，甚至在有的学科与技术领域，率先突破，取得重大成就。当代中国科技与西方科技在互动式的碰撞中已产生了强大的亲和力。“科学无国界”正成为现实。当代世界科学的整体综合发展趋势，为中国人聪明才智的发挥和中国科技的新突破，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新机遇，也为我们带来了十分严峻的挑战！
四、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的双重性
当代中国文化中的西方因素是极为丰富的，除了在政治观念、经济伦理和科学技术三大方面表现突出外，在军事、哲学、史学、宗教、教育、文学、心理学、医学、体育、舞蹈、音乐、美术、影视、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都有西方文化的影响。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兵种复合化、装备高新化，国家创新系统启动，北京申办奥运会，中国优秀高中毕业生考取美国哈佛大学，西洋音乐美术在中国生根开花，许多青少年迷恋“网络空间”，肯德基、麦当劳、比萨饼的生意在中国越做越火，《泰坦尼克》、《角斗士》、《第六日》等美国大片掀起“完美风暴”，……这一切都证明，当代中国文化再也不是一个排它性、封闭性、迟滞性文化，而是一个亲合性、开放性、发展性文化，中国文化正在大规模的高速地吸纳西方文化等所有域外文化，以不断丰富和越超自我。
不容置疑，西方文化因子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建设性作用是巨大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破坏性的一面。
北京师范大学龚书铎教授明确指出：“西方文化正是和西方列强的鸦片、炮舰等一起涌入中国的，其中的某些方面又是用来作为侵略的组成部分．．．．．．．近代输入的西方文化并不都是精华，而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夹杂着大量腐朽性的糟粕，诸如弱肉强食的侵略理论、白人至上的种族论、欧洲中心论，以及西方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等等，传入中国有害无益。”（龚世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第8～9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想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们长期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美国之音、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新闻媒介，是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主要工具。美国主流媒体肆无忌惮地“妖魔化”中国，美国等国利用各种手段对我国留学生进行思想影响，企图使其完全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观”，而通过他们逐步使中国演变为资本主义。把希望寄托在亲西方的下一代和“未来领导人”身上。西方的基督教机构也在高叫“向中国10亿人传福音”，要使中国“基督化”。西方敌对势力还支持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不断对我国新疆地区进行渗透。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居然将崇高的神圣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授予顽固的分裂主义分子达赖喇嘛。这一切说明，西方文化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具有侵略性的一面。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一定要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金鑫先生曾提出一个精辟论断：“如果说领土、领海和领空只是硬国土，是有形国土，那么由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及其影响所及则是它的软国土，无形国土。我们不能忽视文化国土的安全和建设。”（金鑫著《中国问题报告：新世纪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第3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
在中国大开放和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国不得不警惕西方的“文化和平演变”战略，抵制西方“文化殖民主义”，防止“电脑黄毒”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捍卫祖国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与人才安全，保护和弘扬祖国的民族文化。因为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是维系一个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千万不能泥足于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潭！

收起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具有悠久历史而光辉灿烂的文化，它博大精深，泽被东西，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无穷智慧和宽广胸怀。西方文化是以古希腊及希伯莱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辉煌文化，充分表现了西方民族奔放、进取、民主、自由的独特性格。这两种文化，都是人类优秀文化，它们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文化构成看，中国当代文化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

全部展开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具有悠久历史而光辉灿烂的文化，它博大精深，泽被东西，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无穷智慧和宽广胸怀。西方文化是以古希腊及希伯莱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辉煌文化，充分表现了西方民族奔放、进取、民主、自由的独特性格。这两种文化，都是人类优秀文化，它们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文化构成看，中国当代文化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明代以来吸收的西方古典文化和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文化；五四运动以来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可见，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僵化的文化系统，而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开放的文化系统，它“是在主体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汲取内外多维文化的营养，在开放的溶汇中发展。即以本位文化为基础，大量汲取、溶汇异质文化的精华，以对异质文化的开放，促进本位文化的开拓。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文化是一种多维开放的动态结构。”（钟明善 朱正威
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精义》第8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尤其是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张，“全球一体化”的加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在加速，以致到了今天，中国文化中的西方因素就十分丰富。下面，我们试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角度，看一看西方文化因素的存在及其影响。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具有空间上的统一性、时间上的连续性。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时空统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强调整体至上，人伦道德，中庸和谐。．．．．．具有非宗教性的人文精神，具有泛道德性的理想追求，具有儒道互补，内圣外王的完善性。”（董广杰著《龙的传人与龙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透视》第11页，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年版）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又有强大的自我更新的机制与能力，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就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调节、相整合、相超越的更新自我的显著表现。
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指的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科技文明转变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随之发生的深刻变异。在这一长期的尚未完成的转变过程里，无疑近现代西方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方文化的不断楔入，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深远而巨大的震荡。
丁守和先生说得好：“近代西方文化是伴随着血与火涌入中国的。因而西方文化的冲击带有强烈的侵略性质，中国被迫打开大门，承受西方文化，则具有明显的屈辱、被动和非自觉性。一是从天朝上国的尊崇地位，沦于落后挨打的屈辱地位；二是从优越发达的文化传播，转入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三是从积极主动的文化交流，转入消极被动的文化选择。这就使中国文化步入近代历程的时候，蒙上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正义理性的道德因素，同走向世界，适应世界潮流的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加深了中国固有文化向现代化转变的艰难性。”（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第110页，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中国文化没有在自己的社会内在发展中走向近代，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引起变化，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矛盾冲击的过程中，互相会通融合，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与传承，而形成新的文化。中国当代文化就是近两百年来中西文化矛盾与交融的结晶，当代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活跃着大量的西方文化因子。
一、西方文化与中国政治观念的现代化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独特的韵味和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史上呈现出复杂的多彩的特色。其中，既有相当的糟粕，也有相当的精华，例如“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民惟邦本”的重民思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清廉不贪，为民请命”的“清官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报国报民的人生价值观等，都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儒家思想有封建性的一面，也有民主性的一面。它在中国历史上既起了维护封建主义统治的作用，又起到了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促进中华文明发展的作用。
在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结构中，“王权主义”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两大政治观念：“君权至上观念”和“臣民观念”，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维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秩序。
“君权至上观念”认为： 1 君主是天的儿子，能参天地，是调节人与自然的中枢； 2 君主是政治治与乱的枢机和决定力量； 3 君主拥有统属社会一切的巨大的权力； 4 君主是认识的最高权威和终极裁判者。（参见刘泽华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第64～7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臣民观念”认为：三纲五常是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臣民应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君主。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在传统社会臣民生活中形成了强烈的依赖和卑屈心态： 1 甘为臣仆与狗马的心态，仰食于君主，甘为君主工具与狗马； 2 向君主求是非，求合理性的心态； 3 对君主的期待心态，寄希望于圣明皇帝； 4 君主面前的原错感和原罪感心态，总是认为君主至圣至善，代表着真理与善良，绝对正确，绝对高尚，自己在君主面前，始终有错，始终有罪。（摘自刘泽华《论由传统政治观念向近代政治观念的转变》一文，《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第284～286
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王权主义政治观念，神化了君主，压抑了臣民，神圣化了封建君主专制，压制了民主，以至广大臣民思想贫乏，人格萎缩，成为君主的奴隶和工具。这种政治观念，必将随着中国生产力的进步，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所辗碎。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剧变，儒说权威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而轰然倒下。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关注西方侵略者，终于发现了他们背后的光辉灿烂的近代西方文明。于是，“西学东渐”与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救亡图存运动有机结合，从器物之学到政治之学，促使中国传统政治观念步入了“现代化转型”的轨迹，西方民主观涌入了中国。康有为改良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精神动力，无不吸取了西方民主观的精神营养。
例如，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及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就其思想渊源，“虽有古代中国‘民贵君轻’、‘民胞物与’等传统政治文化的民主性精华，以及历代农民战争反抗封建暴政的革命精神，但主要是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进化论和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以及共和国方案，效法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的道路”。（杨群章 何汝泉 许增纮 胡长林 主编《中外文化俯瞰》第282～283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的民主观，成为了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发展的锐利武器。
如今，民主、自由与平等的观念，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已经根深蒂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权在民”、“社会主义”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二、西方文化与中国经济伦理的现代化
中国经济结构在近现代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19世纪中期，由单一型的封建经济逐渐转变为自然经济、民族资本经济、外国资本经济、官僚资本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并存的复合型经济；第二次是20世纪中期，由前面所述的复合型经济，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单一型计划经济；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单一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多种经济并存的复合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中，除了中国社会自身的因素外，西方的经济模式和经济伦理，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济伦理是一个专门用来表述经济行为与伦理规范两者关系的边际概念。……它即是人类对经济与道德之间关系的一种辩证把握与价值判断，又是积淀于人类心灵深处，通过实践媒介得以凸现的意志自律与行为规范；既是社会经济得以运转、调适、置换的文化轴承，又是社会制度、组织原则、目标管理、政策导向得以确立、完善、重构的文化模板。”（陈钧著《传统经济伦理的近世转型》，《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一书第301页）。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有四大特点： 1 主张用“以义制利、勤劳敬业”去规范生产行为； 2
主张用“恪守礼制，以德驭众”去规范经济管理行为； 3 主张用“抑制竞争，讲求诚信”去规范商业行为； 4 主张用“重农抑商，排斥工商业”去规范产业结构形态。这种经济伦理，与我国是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一度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持续增涨与繁荣。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兴起，这种经济伦理就沦落为阻碍中国经济前进的绊脚石，不得不在近现代中国经济结构的三大转型中发生裂变，渐趋现代化。
在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现代转型中，西方的许多经济伦理观念，如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大力发展国内外贸易的重商主义，主张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自由资本主义，崇尚垄断的垄断资本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观念（斯大林模式），接连不断地涌入中国，对中国经济生活发挥巨大影响，促使中国人经济思想观念发生爆炸式剧变，“无商不富观念”、“市场规律观念”、“多元经济观念”、“股市观念”、“博彩观念”、“金钱观念”、“新型择业观念”、“知识经济观念”、“全球经济一体化观念”、“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观念”，已为大众普遍认同。
三、西方文化与中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中国在古典世界中，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商周到南北朝，一些主要的学科，如数学、天文学、医学、农学等已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系。隋唐到宋元，我国科技进入持续繁荣的黄金时期，而同时期的欧洲处于中世纪“最黑暗时期”。我国在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许多“世界之最”，尤其是“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后，加速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崛起。
到了十五世纪，由于腐朽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阻碍以及传统中的许多反动的僵化的社会意识的束缚，中国科技从传统的顶峰跌落了，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产生近代科技。欧洲却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推动下，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以天文学革命为标志，开始踏上近代科技发展道路，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西方先后掀起了三次伟大的科技革命，把中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甘落后的庞大民族，近现代中国人深入持久地开展了“西学东渐”运动。中国人放下了唯我独尊的架子，虚心向西方人学习，全面吸收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莘莘学子前往发达国家的“留学热”一浪高过一浪。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勇直追，有的领域冲到了世界的前列。当代中国科技已大大缩短了与西方科技强国的差距，并进入了与国际科技全面接轨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尖端科技———信息技术，新型材料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核能技术，纳米技术等，一有新动向中国就紧紧跟上，甚至在有的学科与技术领域，率先突破，取得重大成就。当代中国科技与西方科技在互动式的碰撞中已产生了强大的亲和力。“科学无国界”正成为现实。当代世界科学的整体综合发展趋势，为中国人聪明才智的发挥和中国科技的新突破，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新机遇，也为我们带来了十分严峻的挑战！
四、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的双重性
当代中国文化中的西方因素是极为丰富的，除了在政治观念、经济伦理和科学技术三大方面表现突出外，在军事、哲学、史学、宗教、教育、文学、心理学、医学、体育、舞蹈、音乐、美术、影视、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都有西方文化的影响。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兵种复合化、装备高新化，国家创新系统启动，北京申办奥运会，中国优秀高中毕业生考取美国哈佛大学，西洋音乐美术在中国生根开花，许多青少年迷恋“网络空间”，肯德基、麦当劳、比萨饼的生意在中国越做越火，《泰坦尼克》、《角斗士》、《第六日》等美国大片掀起“完美风暴”，……这一切都证明，当代中国文化再也不是一个排它性、封闭性、迟滞性文化，而是一个亲合性、开放性、发展性文化，中国文化正在大规模的高速地吸纳西方文化等所有域外文化，以不断丰富和越超自我。
不容置疑，西方文化因子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建设性作用是巨大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破坏性的一面。
北京师范大学龚书铎教授明确指出：“西方文化正是和西方列强的鸦片、炮舰等一起涌入中国的，其中的某些方面又是用来作为侵略的组成部分．．．．．．．近代输入的西方文化并不都是精华，而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夹杂着大量腐朽性的糟粕，诸如弱肉强食的侵略理论、白人至上的种族论、欧洲中心论，以及西方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等等，传入中国有害无益。”（龚世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第8～9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想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们长期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美国之音、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新闻媒介，是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主要工具。美国主流媒体肆无忌惮地“妖魔化”中国，美国等国利用各种手段对我国留学生进行思想影响，企图使其完全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观”，而通过他们逐步使中国演变为资本主义。把希望寄托在亲西方的下一代和“未来领导人”身上。西方的基督教机构也在高叫“向中国10亿人传福音”，要使中国“基督化”。西方敌对势力还支持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不断对我国新疆地区进行渗透。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居然将崇高的神圣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授予顽固的分裂主义分子达赖喇嘛。这一切说明，西方文化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具有侵略性的一面。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一定要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收起

用统计图试试。

你好！
勿忘血泪史，扬我中华魂 ——国庆感悟
今年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年，在举国欢庆祖国6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记缅怀先烈，重温60年前的血泪史，扬我中华魂。
我们不能忘记，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炸毁我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铁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炮轰我东北军驻地，攻占沈阳，从此开始了对我国的侵略，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我们不能忘记...

全部展开

你好！
勿忘血泪史，扬我中华魂 ——国庆感悟
今年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年，在举国欢庆祖国6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记缅怀先烈，重温60年前的血泪史，扬我中华魂。
我们不能忘记，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炸毁我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铁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炮轰我东北军驻地，攻占沈阳，从此开始了对我国的侵略，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我们不能忘记，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强行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中国军队拒绝后，便炮轰宛平城和卢沟桥，从此揭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
我们不能忘记，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有30多万中国同胞死于敌人的铁蹄刀枪之下。
我们不能忘记，1941年开始，日本集中一半以上的侵华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妄图消灭抗日根据地。
……
我们不能忘记，在这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无家可归的难民达4200万以上，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共达5600亿美元。
60年的硝烟已经散去，但不畏强暴、舍生忘死、万众一心、战斗到底的民族魂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我们更不能忘记，落后就要挨打、就会被凌辱的历史教训。
我们更不能忘记，今天的幸福是无数先烈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
我们更不能忘记，现阶段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仍在蔓延，对我国的侵略野心没有终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回望历史，在新的时空坐标中再看抗战，在祖国母亲56岁生日的时候抚今追昔具有不同寻常的警示意义。
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我国屈辱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同时大大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使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渐渐走向繁荣，全球竞争力排名在上升，科技教育、国防建设在腾飞，“两弹”成功爆炸了，卫星上天了，万吨巨轮、核潜艇下水了，“银河”计算机运行了，载人航天飞行成功了……总之，我国的实力在一天天增强。但是，我们不能满足，比起世界最先进国家我们还有一个较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奋起直追，集中精力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让我们携起手来，勿忘血泪史，扬我中华魂，为中华民族的腾飞共同奋斗。让我们共同祝福祖国母亲永远平安、健康、幸福、快乐。

收起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运输日益发达，人们的出行方式也日趋多元化。然而，这一现象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容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交通安全问题。
建国60年来，交通运输方面有了重大的改观。街道不拥挤了，变得有秩序了。60年前，“开门就是山，抬头就是坡，迈步就是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60年后，水、陆、空构建的立体交通枢纽网络，让我们“条条道路通罗马”。来自市交委的数据显示，自建...

全部展开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运输日益发达，人们的出行方式也日趋多元化。然而，这一现象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容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交通安全问题。
建国60年来，交通运输方面有了重大的改观。街道不拥挤了，变得有秩序了。60年前，“开门就是山，抬头就是坡，迈步就是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60年后，水、陆、空构建的立体交通枢纽网络，让我们“条条道路通罗马”。来自市交委的数据显示，自建国以来，我市交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公路里程而言，就增长了5.8倍。我市市民的交通安全观虽有改善，但仍需推广。
据了解，2006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378781起，比上年下降15.9%。自2000年以来，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首次回落到9万人以下，共造成89455人死亡，比上年下降9.4%。
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城市马路不仅仅是人和物位置移动的通道，同时也是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的检验场。 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交通安全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接受交通知识的教育，每个人也严格按照交规出行。
我国虽然也十分重视交通安全和交通文明，但相比较其他国家做得还远远不够。每天，马路上，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自行车、车辆比比皆是。例如，非机动车遇红灯时越线、在车道上逆行、违法载人载物，行人不走人行道、任意跨越护栏、乱穿机动车道等。有的时候我过马路，经常会看见红灯时行人无视信号灯闯红灯，或者绿灯时汽车利用交叉路口时间差不顾过马路的行人加速冲过去等情况。我国交通法规明确规定：“车辆行经人行横道，遇有交通信号放行行人通过时，必须停车或减速让行；通过没有信号灯控制的人行横道时，须注意避让来往行人。”在现实生活中，有交通信号的路口还好一些，没有交通信号的路口根本就是一片混乱的景象，车水马龙，互不相让。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中，车辆依法行车，行人依法行路，是交通文明的一部分。另外，交通警察依法管理、文明执法，也是交通文明的另一部分。这两部分同时“展现”在马路上，才能构成完整的交通文明。 1、绚丽多彩的服饰
①刚建国时期——新旧交替，革命特色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上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当时人们做衣的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晚年的孙中山经常穿的服装在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中间显得格外突出，人们把这种服装称作中山装，并把它的款式与孙中山的革命信仰和原则联系在一起，比如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袖子上的三颗纽扣则代表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中山装成为国民革命的象征，实际上国民党早已叛变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将近20年。中山装和列宁装成为人民的普遍选择。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男性穿中山装，显得庄重、精神。中山装十分正统，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也都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缺乏创新。后来演变成经过一定改进的人民装。也就是从那时起，一种来自苏联的双排扣制服——“列宁装”，在参加工作的女性中流行起来。它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样式为西装开领，双排扣，各有三个纽扣，腰中束一根布带。这款服装后来竟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其中，革命女干部几乎是人人必穿列宁装，以显示其革命。
②改革开放前——朴素单调
50年代的人们崇尚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了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1956年，三大改造开始轰轰烈烈的进行，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布拉吉裙在中国的流行，得归功于一位苏联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的服装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女性应该人人穿花衣，以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面貌”。于是，色彩鲜艳的布拉吉裙成了各大中城市最亮丽的风景。
在讲求勤俭的年代，美丽的服装大多是家庭制作而来。巧手的姑娘和母亲们按照画报上的服装裁剪式样，自己动手，使军装变得合身，棉布衬衣变得漂亮。而此时的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表现。后来，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从那时开始，中山装的流行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
60年代初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到1960年棉花大幅减产，棉布定量为每人21尺。人们买服装、棉布和日用纺织品都要凭布票，为了尽可能地节约，购买服装的标准是耐磨和耐赃，灰、黑、蓝色成为街头流行色，千篇一样、季节不分、男女不分的服装样式也更通行了。一位漫画家曾经形象地描绘出“人人一身蓝”的情景。
“文化大革命”时，拥有一套军装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的理想。青少年喜欢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草绿色军帽，肩挎草绿色书包。这一身在当时来说可算是很奢侈、很有派头的了。当然，艰苦朴素还是那时最主流的时尚。为了表现自己的艰苦朴素，有人甚至将新买的衣服在水中做旧，或者在并未被损坏的衣服上打上几个补丁。这种今人看来相当可笑的行为，但在文革十年中盛行一时。当时的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还有一首歌，也同样飘荡在建国初期的大街小巷:勤俭是咱的好传统呀，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但是，即使在色彩单一的年代，人们的爱美之心也依然会流露出来，一位摄影师把这种流露称之为“挡不住的春光”，这种自然而然传递出的美的追求，是一个时代留在人们脑海中深深的印记。
③改革开放以来——丰富多彩、时尚个性
改革开放以来，服装的花色、款式更加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穿着越来越丰富，色彩也从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当时上映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影片。久违了的爱情故事，加上片中女主角新颖的时装，都令人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她在影片中换了多少套衣服，成为当时年轻人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一时期，戴太阳镜、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蝙蝠衫成为时尚，很多人看不习惯，但年轻人却从中找到个性和自我的感觉。
1981年成立的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4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美国洛杉机奥运会上实现“三连冠”的时候，北京流行起了运动装。色彩鲜艳的运动装成为爱美的人们首选服装。人们几乎随时随地地穿着运动服，甚至还成为了学生的校服和工人的厂服。
90年代，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
从服装的变化上，我们看出了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内心观念的转变。服饰的变化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以往的“从众”心理到“追求个性”。服饰的变化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表现。
2、日益丰富的饮食
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可以说人们将“食”作为生活的最低标准，同时人们也将“食”作为生活的最高追求和享受。从“食”的变化中，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贫富盛衰，可以体味社会历史的变迁。
①刚建国时期——生活贫困，食不果腹或粗茶淡饭
②改革开放前——很有改善，但食物匮乏单调、票证盛行，人们营养不足，有些农村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
粮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北京从1960年8月起全市饮食业实行凭票用餐，食油、禽、蛋、肉、豆制品、蔬菜也实行限量供应。这一时期票据种类繁多，除了粮、油、布票，还增发了补助豆票、糕点票、高级脑力劳动者补助油票、节日补助油票，有些地方还发放过煤球票、冰棍票、烟酒糖票、豆腐票。在票证盛行的年代，也是物质短缺的时代，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人们才能凭票购买一些糕点糖果、干货果品，而且分量都极少。
提问：书上112页人们为什么要使用票证？
生答：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物质供应紧张，需要用票证限制人们的购买力。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蔬菜紧缺，在吃不饱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以胡萝卜充饥。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营养，人们都有些浮肿。
③改革开放以来——不但吃饱，还可以吃好，营养均衡，粗细搭配，绿色食品深入人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供求走向市场，粮票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一些象征短缺经济的布票、油票、肉票、豆腐票，也相继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今这些时代象征已经成为收藏家手里的珍品。
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大地丰富了，菜场、超市、大卖场，琳琅满目的食品应有尽有。人们对于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吃好”，还要吃得健康，科学卫生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讲究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口味清淡，要多吃蔬菜水果，少吃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以前因粮食不够用来充饥的野菜、粗粮，如今却成为餐桌上的健康食品。
“动脑筋”：以前因粮食不够用来充饥的野菜、粗粮，为什么如今成为餐桌上的美味呢？
生答：因为过去人们食物匮乏，只有野菜和粗粮，人们为解决温饱并无选择。现在食品供应丰富，人们不仅要吃饱，更要吃好。人们注意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和选择绿色食品。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
3、面貌一新的居民住宅
①刚建国时期——居住条件极差
城市居民的住宅大多面积小，设施简陋。如北方的大杂院，南方的亭子间等，十分拥挤杂乱，屋子小得给人以压迫感。农村里，北方内地多为土坯房、窑洞，南方多住茅草房，房屋破旧，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人畜有时混居一室，卫生条件差。
②改革开放前——不断改善，但居住条件仍较差
样式统一单调的平板房取代了建国初的破旧民居。一片片鱼鳞状的瓦片取代了破旧的屋顶，墙也不再是石砖砌成的，而是用石灰砌成的平坦而洁白的墙面。但房屋内部很少有装修，只有床、桌子、椅子等基本家具，看上去简朴整洁，洋溢着和谐宁静。
③改革开放以来——居住面积扩大，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老式的普通民居已经不能满足人民居住的需要，于是新型的住宅小区拔地而起，楼房鳞次栉比，犹如一座新城。
北京从1998年开始兴建经济适用房，为危改居民和北京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买得到、住得起”的选择。通过经济适用房，人们理解了什么叫“破旧立新”。一大批居民走出没有厨房、厕所，没有上下水道的老房子，搬进房屋质量有保障、小区环境优美、购物交通方便的新楼房。
今天，人们居住的选择更多了，有高层住宅区，有复式楼，有花园小区，甚至还有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当我们登上高楼远眺城市流光溢彩的景色时，也可以体会到古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装修也成为热点，风格多样的装修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体现了人们生活品位的提高。
4、四通八达的交通
①刚建国时期——交通不便
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电车、汽车比较多见，黄包车，自行车是比较普遍的代步工具。在一般的中小城市，有少量的自行车和人力车。而农村里，北方有马车、人力板车，南方有航船、牛车，步行是最普遍的出行方式。
②改革开放前——有所改善，但以自行车为主
“一五”计划期间兴建宝成铁路、鹰厦铁路；新藏、青藏、川藏公路修到“世界屋脊”，密切了祖国内地同边疆的联系，也便利了经济文化的交流；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连接了长江南北的交通。国家整体交通水平有所提高。
改革开放前，城市的交通资源极为有限，人们出行除了用双脚行走之外，可以代步的交通工具也就是公交车和自行车了。但是公交线路少，车厢经常拥挤不堪。相比之下，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当然是自行车，中国曾被称作“自行车王国”，可见人们对于自行车的依赖。但当时的道路建设也十分落后，这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③改革开放以来——交通条件明显改善，铁路、公路和航线增长很快
在80年代末的中国，出行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买票难，乘车难，运输难。因铁路运输能力的不足，当时的铁路客运量每天超载50%，高峰时超出100%，每天有80万人站着乘火车，而全国每年积压的物资则高达1亿5000万吨，南北运输的缺口达6000万吨。
在民国时期，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是京汉铁路，而时代的进步使得它已经满足不了人民的需求。1992年中央作出果断决定：京九铁路三年开通，并且京九铁路的概念已经更新，南端的终点由江西的九江延长到了香港九龙。1993年5月2日，建国以来兴建的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开工了。1995年11月16日上午，京九铁路全线铺通。1996年9月1日，比原计划提前四个月，京九铁路实现全线开通运营。这条钢铁大动脉跨越九个省市，缓解了南北运输的矛盾，解决了铁路运输的瓶颈问题；它把即将回归祖国的香港和北京连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