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矛盾.
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欧洲和世界的图景.对于美英法德日而言,社会主义苏联是共同的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敌人（不要以为西方世界不搞意识形态,看看50年代在全美国四处泛滥的麦卡锡主义,那就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好说明）.对于美英法而言,德日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斗争中可资利用的“准盟友”.作为当时世界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美英法与德日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是美英法希望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置于主要矛盾的地位.对于德日而言,既有与共产主义之间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也有与美英法之间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谁主谁从、孰轻孰重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是会变化的,不变的则是自己的国家利益,既要弥消国际共产主义对于本国国内统治秩序的威胁,又要打破既有国际秩序的限制,使自己成为新秩序的制定者和受益者（也就是我们历来所说的,重新瓜分世界）.对于苏联来说,旧日与周边邻国的矛盾冲突外加意识形态领域的水火不容,无疑自身是众矢之的,诸多矛盾的焦点.到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政权基本上渡过了能否生存下去的危机时期,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革命的理想、使命感和刻印在民族灵魂中的大国沙文主义相结合,苏联开始积极对抗外部的威胁,手段之一就是通过输出革命、扩大意识形态领域的同盟军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通过共产国际控制各国的共产党,积极向欧洲的左派势力和政府提供援助等都是其国家意志的外在表现.
即使是美英法和德日阵营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美国的国力已经显著超越英国,军事势力和影响力超越英国只是时间问题；美国主张门户开放,与英国要控制日不落帝国内的一切资源和市场为己所用存在矛盾；对于英国而言,由于国力的衰败,其长期奉行的独霸世界海洋、“皇家海军等于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的海军力量之和”的逻辑已经行不通,但是其维持日不落帝国的国策并没有改变（丘吉尔在二战中曾经对罗斯福说过一句名言“我不是来清算大英帝国的”）,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还是要极力维护自身军事力量的优势地位不被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所超越；在欧洲大陆上,为了维护其通过一战所取得的“成果”,英国必须联合法国及诸多中东欧小国,结成反对德意志扩张主义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同盟；在亚太地区,则与各欧洲殖民地宗主国及美国合作,对日本的扩张进行遏制,竭力维护欧洲殖民国家在殖民地的利益；法国由于受到一战的创伤和经济危机的打击,虽然心有不甘,但是已经无力和美英争夺世界霸权,只能竭力维护自己在欧洲大陆上的势力范围,与英国争夺对于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力；德国和日本在打破既有世界秩序的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各自不同的外部环境和国家利益,也由于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的极端自私性,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战略配合,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掣肘”（德国在日本与苏联发生边境军事冲突后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而日本也在德国准备进攻苏联之际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
在德国法西斯势力崛起后,英法希望利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与纳粹结成反布尔什维克同盟,而德国也利用英法与苏联之间的矛盾左右逢源,两边得利.苏联看到纳粹极端反共的态度和所奉行的种族主义（视斯拉夫民族为应该被消灭的劣等民族）对于自身的严重威胁,希望与属于温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法在共同反对纳粹的观点上取得一致,但是得不到有效的回应.为防止西方国家和纳粹结成反苏同盟,也必须对英法和德国的关系进行离间,并且同时与英法和德国“虚与委蛇”,寄希望于争取足够的时间来备战.
所以,在那个时候,每一个清醒的政治人物都意识到,新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未知者,只是战争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借口打响.希特勒进行了一系列的冒险,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因而胃口和胆子都大了起来,一改最初的谨慎,得寸进尺；斯大林知道与德国的战争是迟早的事情,因此希望尽一切可能争取时间来完成苏军的重整和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英法希望德国在自己设定的条件下对苏联开战,借以弥消纳粹对自身安全的威胁；美国有两大洋做地理屏障,希望再次隔岸观火,等大家都精疲力尽之时再出来收拾残局,如同他们在一战时所做的那样.美国人很清楚,如果欧洲再来一次象上一回那样的大战,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无论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不能阻止美国的世界霸权.
于是,就有了绥靖主义,德奥合并,慕尼黑,苏台德,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作为结果,出现了“白色计划”、“海狮计划”、“巴巴罗萨”,直到珍珠港事件,将所有大国以他们没有料到的时机拖入一场他们预料之中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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