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及其辛亥革命给我们的启示

评价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及其辛亥革命给我们的启示
评价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及其辛亥革命给我们的启示

评价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及其辛亥革命给我们的启示
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对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及同时期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各民族间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
正面评价
在民国初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文在1921年《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象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孙文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中国,因此要进一步发动文化上的改革.
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这种评价在1950年代以后的海峡两岸,仍皆为主流观点.中国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对辛亥革命的积极评价是国民党内各派的共识.如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何香凝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
而中国共产党虽然认为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只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没有建立共和体制,更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会革命,来达到平均地权的主张,而是在列强的压力下,与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妥协,把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但同时又认可辛亥革命是个具有阶段性成就的革命,为后来进一步革命奠定基础.例如刘少奇认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周恩来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编辑]负面评价
到了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开始有人对这种把革命视为正面影响、进而可能衍生“革命崇拜”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章士钊晚年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47]又如中国大陆的思想史学家李泽厚、刘再复等人,认为在20世纪初的中国,保留君主的渐进改革比暴力的革命更能使中国在稳定中发展,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杨度等君主立宪的主张比孙中山更适合于当时的中国.
台湾的历史学者也开始对国民党加诸于“辛亥革命”的一些“神话”作消解,重新评估辛亥革命的价值和作用.
西方学者,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也有很多研究.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评价辛亥革命仅仅是“政体的变革”,而“基本上是一场失败”.高慕柯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大于它所有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48].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散尼尔·佩弗(Nathaniel Petter)对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试图建立起的共和整体给予很低的评价：“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启示影响：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