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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







选自《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李长之（1910—1978）,诗人、翻译家、学者.
李长之
伟大的时代我们常听人讲“唐诗、晋字、汉文章”,这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各有它的特别卓绝的艺术.假若艺术活动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顶点的话,这三种艺术也可说都是那每一个时代的各别的精华了.在这每一种精华里,逢巧都有一个集中地表现了的伟大人物,这就是杜甫、王羲之和司马迁!
我们当然可以从各方面去看司马迁,但即单以文章论,他也已是可以不朽了!试想在中国的诗人（广义的诗人,但也是真正意义的诗人）中,有谁能像司马迁那样有着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的呢?试问又有谁像司马迁那样具有大量的同情,却又有那样有力的讽刺,以压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着最造型的史诗性的笔锋,出之以唱叹的抒情诗的旋律的呢?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再没有第二人!
司马迁使中国散文永远不朽了!司马迁使以没有史诗为遗憾的中国古代文坛依然令人觉得灿烂而可以自傲了!司马迁使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活动永远常新,使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远带有生命,司马迁使可以和亚历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显得平凡而黯然无光了!
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真的,我们只可能称司马迁是诗人,而且是抒情诗人!）让我们首先想到的,乃是他那伟大的时代.
我们说司马迁的时代伟大,我们的意思是说他那一个时代处处是新鲜丰富而且强有力!奇花异草的种子固然重要,而培养的土壤也太重要了!产生或培养司马迁的土壤也毕竟不是寻常的.
司马迁在这一个时代中的意义
在这种种氛围、种种作料、种种色彩、种种音符之中,而出现了司马迁.
大凡一种文化成自统治已久的中央地带的,多是古典的；而成自地方的,成自异域的,则是浪漫的.齐、楚的地方文化代周而起了,稍试其锋于秦,而完成于汉.齐人的倜傥风流,楚人的多情善感,都丛集于司马迁之身.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所以我们在他的书里,可以听到人类心灵真正的呼声.以《诗经》为传统的“思无邪”的科条是不复存在了,这里乃是《楚辞》的宣言：“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直然是第二个屈原!
老子也罢,“黄、老”也罢,齐也罢,楚也罢,他们的哲学基础是自然主义.这一点也成了司马迁的思想的骨子.自然主义和浪漫精神本是这一时代的精神生活的核心.如果用一句话以代表司马迁的人格,只有“自然主义的浪漫派”一个形容!到了东汉,那自然主义的色彩是保留了,而浪漫精神的热焰已熄,所以那时产生的人物便只可以有班固、桓谭、王充了.这浪漫文化的复活,便是后来的魏、晋.然而浓烈和原始,却远不如司马迁了!司马迁是像屈原一样,可以和孔子（虽然在追慕着他）对立的!
汉武帝在许多点上,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抑且是司马迁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笔墨之上的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有许多相似处,而且太相似了!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斯多德.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而已.汉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赏奇才,司马迁便发挥在文字上.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汉武帝的人格是相当复杂的,而司马迁的内心宝藏也是无穷无尽!
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而作为其焦点,又留了一个永远不朽的记录的,那就是司马迁的著作!
《史记》是中国的史诗
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憾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
不错,他把缙绅①〔缙绅〕本指官宦的装束,这里是官宦的代称.先生所不道的事加过了选择,然而在《五帝本纪》中终于记载了上古的传说（像黄帝、尧、舜的故事）,在《封禅书》中也多少绘出了古代的神话,即在其他文字中也保存了一大部分春秋、战国、秦、汉间的传奇.保存古代史诗材料的,就是他.
诚然以形式论,他没有采取荷马式的叙事诗,但以精神论,他实在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这是就他创作的本身论又是如此的.
试想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首先是全体性,这就是其中有一种包罗万有的欲求.照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是做到了的.他所写的社会是全社会,他所写的人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整体,他所写的世界乃是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二点是客观性,这就是在史诗中作者要处于次要的隐藏的地位,描写任何人物,无论邪恶或善良,描写任何事件,无论紧张或激动,而作者总要冷冷的,不动声色,在这点上,司马迁也做到了.他可以写典型的小人赵高,但也可以写仁厚的公子信陵；他可以写楚汉的大战,但也可以写魏其、武安的结怨；他可以写许多方士之虚玄弄鬼,但也可以写灌夫之使酒骂座；他可以写坚忍狠毒的伍子胥,但也可以写温良尔雅的孔子；他可以写将军,可以写政客,可以写文人,可以写官僚,又可以写民间的流氓大侠；这些人物也有为他所痛恨的,也有为他所向往的,但他写时却都是一样不苟,他只知道应该忠实于他的艺术而已.有些场面,在读者或者已经忍不住恐怖或悲伤了,但他冷冷地,必须把故事写下去.他很巧妙地把他的主观意见和客观描写分开,对于前者,他已经尽量地划出,写在本文之外,而归入赞或者序里.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三点是发展性,那就是一个人物的性格发展,或者一件事情的逐渐形成.他又做到了.他写的李斯,是如何一步步下水,如何为了官禄地位,而和赵高合作,又如何终于为赵高所卖,那是写性格发展之最佳的例证.他写的魏其、武安之逐渐生怨,而灌夫之使酒骂座之逐渐爆发,这又是写事态的发展之最好的标本.他善于写一事之复杂的因素,以及这复杂的因素之如何产生一种后果.
最后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在造型性.这更是司马迁所拿手,他天生有种对事物要加以具体把握的要求.诸侯之没落,他是说他们或乘牛车；国家的富庶,他是说仓库里的米已经腐烂,而穿钱的绳子是已经坏掉了.他写女人就是女人,骊姬、郑袖都纯然是女子的声口；他写英雄就是英雄,项羽是典型的青年男性.他写的冯唐,绝对是一个老人；他写的公孙弘,绝对是一个精于宦途的官僚.他写的李广,定是一个在性格上有着失败的悲剧的人物；他写的周勃,便又一定是一个粗鲁无谋的勇夫.
同样难得的是,他之写成他的史诗并不是专在谨细上用功夫,而在于他善于造成一种情调,一种氛围.他同样写战场,韩信作战是军事学识的运用,项羽作战是凭才气,而卫将军、霍去病和匈奴作战那就是凭运气了,这三个不同的战场,司马迁都能分别地写成不同的氛围.他同样写失意,写项羽之败是由于太刚必折,写李广之败是一个才气不能发展的人之抑郁,写信陵之败却是一个没受挫折的人之逢到不可抵抗的打击；而屈原之败,则仿佛哀怨无穷；孔子之败,却又似乎始终屹然而立了.这些浓淡不同的阴影,便都系诸司马迁所造成的情调.
文学家之造成情调,是要归功于他之控驭文字的能力的,那就又不能不让人想到司马迁之运用语汇的从容,以及遣词造句之创造的气魄了.
就抒情方面说,司马迁也许是一个最主观的诗人,但就造型艺术说,司马迁却能尽量地维持他对于艺术的忠实,于是中国便有了无比的史诗性的里程碑——《史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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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经称赞《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本文的作者又把《史记》比作“中国的史诗”,认定司马迁是伟大的“抒情诗人”.他们的着眼点都在于《史记》中呈现的抒情诗般舒缓、壮阔的情调,在于《史记》中充塞的司马迁诗人般的真挚与激情.司马迁仇恨凶残、暴虐,谴责虚伪、狡诈,赞颂聪明、才干,称美耿直、善良,同情不幸者、失败者,他以如椽的壮笔全面、客观地记载了发生在他之前的漫长历史流程.

司马迁对商鞅的评论有失公正
商鞅者，法之大家也。
司马迁，史学之第一人也。
然而司马迁对于商君的评价却令我颇有异议。
太史公言：“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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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商鞅的评论有失公正
商鞅者，法之大家也。
司马迁，史学之第一人也。
然而司马迁对于商君的评价却令我颇有异议。
太史公言：“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
看各类史书的记载，商鞅变法中的一大重要举措就是严刑峻法。一人犯罪，百家诛连；天子犯法，罪同受。
商君，实乃刻薄人也。
司马迁指责商君的三大罪状：言辞浮夸，不是本性；靠太监推荐得势；滥用刑法，手段欺诈。
我却不以为然。
言辞浮夸，乃是商君试秦孝公的真意也。
商鞅初次以帝道说秦王，秦王听得打瞌睡。那时候只有五个人可以用上“帝”这个字。
何为帝道？五帝之仁德教化致于天子之位也。由此见秦王不信他这一套。
再次以王道说秦王，孝公以为善却不用。此其意也不在王道。
再次以霸道说秦王，秦王和他语数日不厌。由此见秦王的真意其实在称霸。
秦王以为帝王之道久远，他不能等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秦王志在强国，使己身显霸，如秦穆公般流芳后世而已。
商鞅，实善窥君王意者。
司马迁以为商君靠太监引见，不光彩。我们后人却不能这样认为了。
郑和不是太监吗？司马迁自己难道不是吗？此等人皆名垂青史，何处不光彩？
且为国举贤，匹夫有责，何以独耻于阉人？
“卫人商鞅，以一番变法图强的宏论打动秦孝公，官拜左庶长，受命主持秦国的变法。
面对上上下下或怀疑，或观望，或反对的目光，商鞅为法树威，出手不凡。
南门徙木，赏赐及于奴隶，一举而取信于民；杀甘龙，责太子，法令如山，一杀而慑满朝权贵。
法行数年，国家大治，民风大变，人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秦国的羽翼丰满了。
而商鞅也因触犯权贵，结怨于太子，而给自己的未来埋下了危机。”
太监景监曾说：“商君乃无私之人。无私，于国则功无量，于己则害无穷。”
何也？
“不容人者不容于人”。
商鞅不容满朝权贵，又安能容于满朝权贵？
司马迁以为商鞅用刑太重，寡恩少义。数年间，因为商鞅之法而变成残废残疾之人几乎及一国之半。
然而，我有话要说。比起白起长平之战，一举活埋四十万俘军，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春秋战国无义战。那个时代，仁德这一词的分量，重于神灵；三皇五帝的仁政教化被推崇到了极至。而事实，那个时代，人的命，贱于草芥。
这是大时代的后幕。
司马迁，儒学之人也。
儒圣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儒家言论，以德治国。
而我以为，以德治国，莫若以法治国。
德，修养也。法，底线也。德，圣人也。法，平民也。
从古至今，圣人有几人屿？
孔子游说列国，终身不馁，此可谓圣人也。然天下尊之，而莫一国用之，何也？
乱世纷争，尧舜之德道已经不适于当世。历史已经由人治，德治渐渐向法治过渡了。
朱元璋死时曾对他的孙子说：“吾治乱世，法不得不严；汝治平世，法当从缓。”
大明朝定下的严刑峻法，难道不比商鞅的峻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吗？世乱则民必乱，非严刑峻法不可定。
后来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讲道于秦始皇时，也特别的言明，臣民是靠不住的，妻儿是靠不住的。臣民，就算君王给他一百个好处，而只要给他一个损处，他仍然会怨恨你。妻儿都指望君王快点死，他们当了太后和新君，便不再担心了。
只有法，而且要峻法，才是乱世真正的可靠。
只有法律，才是真的有利于君，也有利于民。
时代不同了，今日的我们，又怎能想象人命轻于草芥的世道？怎能想想战火硝烟中的列国角逐？
然而，所幸，事实胜于雄辩，历史说明一切。
如管仲，乐毅者，百世推崇，然观其利及国家后世，管仲不过使齐国富强不足百年，乐毅不过数年而已。
如商鞅者，历代贬低，司马迁不推，司马光斥之，然其利，及秦国百世乃至后世千年。
商君，刻薄寡恩人也。然而，我所敬畏，仰望的正是这样的商鞅。
商鞅，实法家之第一人也！
《战国策》评商鞅变法：
“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 ，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民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
谈谈你对司马迁"忍辱著书"的看法.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建树是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感同身受，归纳出了“发愤著书”说。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与这一段叙述只有少量字词出入的表达也可见于司马迁《报任安书》。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文要想要立德立功的机会很少，便转求立言，人常常是在横逆固穷的环境下，受激励而发愤完成伟大的事业，创作出伟大的著作。
司马迁通过对屈原等人的作品的具体分析，结合自己因李陵案受到统治阶级残酷迫害的体验，把它归结为“怨”。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司马迁认为：“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这种“怨”在司马迁看来，不是作家个人的愁神苦思，而是“正道直行”受到压抑，不得不发生“惨桓呼号”，“屈平正道直行，竭中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问之，可谓穷矣，信而见颖，忠而被谤，能不怨乎？”司马迁揭示的这个由“穷”到“怨”的创作过程，不仅概括了他自己的发愤著书的过程，也是封建社会进步作家从事创作的共同特点。
司马迁所谓的“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的状态，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其作品往往也会有较高的品位和质量。能够“发愤”者往往是精神生命的强者，在逆境中他们人格高尚，意志坚定，与恶势力的碰撞使得那种“愤”往往不是一己之私，而是蕴含着积极进步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正义精神。这样的作品也往往能成为作家的生命写照并具有感发意志的艺术魅力。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书里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司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慨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上承先秦“诗可以怨”的传统，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形成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和文学理论的重要特色。
后汉何林《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中写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老者歌其事。”怨恨是歌的原因，歌可以解除或至少可以减轻人们胸中的怨恨。在“相从而歌”的热闹场面中，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歌者心中的不平和怨恨随歌声消散了、飘逝了。白居易曾说：“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骚》之后……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古今，计八九焉。”“情发于中”，故“文形于外”，诗人又多是薄命之人，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作品流传于世。陆游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发愤著书”之说在《读唐人愁诗戏作》中也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其中有两句这样的诗：“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也就是说，无愁便无诗，因此，愁是诗的好材料，是诗的熔炉。明代的王慎中在他的《碧梧轩集序》中写道：“不得志于世，而寄于诗，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盖多有其人矣”；清代的尤侗又在《叶九来乐府序》中写道：“古之人，不得志时，往往发为诗歌，以鸣其不平”。如此等等，把苦闷、忧愤的创伤体验表现于诗歌，也许这样他们已或明或暗地、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判处了欢乐情感的死刑。而“发愤著书”之说则又是韩愈的“不平则鸣”之说，他在《送孟东野序》中写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绕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音其皆有佛平者乎！”这里韩愈把不平的内心体验当作诸如草木河水、金石之鸣要以风、以敲击作为激发媒介一样，诗作也要以痛苦不平作为激发媒介。
“发愤著书”说在中国文论史上一直广为流传，为什么苦闷不平的创伤性经历比欢愉畅达等情感更能成为文人们的创作材料呢？原因是古代文人都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从个人仕途升沉的角度来表现自己的内在情感世界。我想，司马迁有不会脱离这个缘故吧。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鲁迅对<史记>的评价.也是对司马迁的肯定.
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并不是很高 .见＜前汉书＞ ."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之.上断唐尧.下讫秦 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但毕竟承认其书[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刘知几<史通>里对<史记>的评价也不如<左传>和<汉书>.
唐代以前的学者基本都是[尊班(班固的<汉书>)抑马(司马迁的<史记>)".宋朝开始.史学界的[会通"思想逐渐盛行.很多史学家试着写通史.学者又开始[尊马抑班".
但无论怎么说.我觉得司马迁都是我国历史最伟大的史学家.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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