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进程

如何理解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进程
如何理解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进程

如何理解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进程
从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社会主义低潮的关联看当代社会主义命运 宋萌荣 正视和全面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与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挫折的关联,至关重要.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命运同经济全球化之间确有着内在、复杂的关联.从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物质与经济前提.但在目前的世界历史环境中和现实进程中,它对社会主义的作用明显具有双向性.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是在当前世界历史特定条件下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两种力量、进程的碰撞和交汇的结果.必须清醒看到全球化进程对当前社会主义发展和命运的双刃作用.执政党能否恰当地判断和把握,关乎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命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和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几乎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挫折,欧洲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消失.后者的变化,实际上又成为经济全球化潮流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和特征.据此,西方有些学者,宣称在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性推进中“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击退了所有对其制度的威胁”,资本主义的胜利、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而洋洋得意的精神充斥着世界.甚至一些左派也觉得难以否认“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的文明我们是不能想像超越它的”.这就提出一个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经济全球化的当前进程与社会主义世界性的低潮的出现究竟有无关系?如果有关系,是何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继续推进中世界社会主义,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将会如何?正确认识和回答这些问题,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对社会主义现在和未来发展及命运,都是至关重要的. 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之间的联系 无论是从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从生产力的社会化的角度看,还是从迄今为止其中占主导的经济关系的本质上看,经济全球化都不是在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突然蹦出来的现象和趋势,而是一个至少经过200多年发展长期积累而最后在20世纪末特别突显的不争的事实.只要稍加历史的分析,就可看到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之间确实有着密切的关联.从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是资源和要素的配置即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从生产力的社会化的角度看,是生产力高度社会化的一个新阶段；从其发展至今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实质看,它是少数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关系的新发展[1].这三者都是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现实条件密不可分的. 从趋势上讲,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可概括为： 第一,经济全球化作为推进全球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经济前提.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人类才有可能建立起普遍的世界联系,创造出彻底摆脱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全部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条件,才可使人获得全面发展的可能,从而使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建立不至于因条件不具备而导致停滞和倒退. 第二,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更高阶段,更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存在、生长的物质前提.近几百年来,生产力的社会化经历了由家庭走向企业、由单个企业内走向多个企业,由民族国家内走向全球这一不断扩展的过程.这一发展日益显示,人类必须按照生产力本身具有的社会属性来对待它,社会主义的因素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迅速成长着,在世界范围内锻造着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 第三,经济全球化,首先由资本主义关系的萌发和发展所孕育,随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进程的突破性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全球化而突显,以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全球化、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因素不断成长、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的力量和影响日益发展并最终取得主导为历史趋势.它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过程,一个文明和野蛮、富裕与贫穷、神奇和腐朽交织的过程. 正因为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进程之间有着内在的复杂的关联,200年来,特别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社会主义的理论、运动、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高涨与低落,稳定与变革,都与全球化孕育到突显的特定阶段的情况和条件密切相连.当然,这种关联并非都是正向的. 经济全球化最初的孕育阶段,是19世纪初至19世纪70年代(也是为一些当今权威国际机构和多数学者认同的),恰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孕育、创立的时期.正如美国学者沃勒斯坦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所指出的,尽管世界性的经济体系的出现,是同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相联系的,但在16世纪以前,只存在着世界性帝国,不存在世界性经济,16—18世纪,逐渐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世界”经济体.到了产业革命后,主要在1815—1917年,这个“世界”经济体才逐渐扩及全球.被沃氏称为“扩及全球的世界经济体”,同我们今天称之为的“经济全球化”所包含着的一些最本质的东西是相同的,虽然其特点和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大量资料表明,基于劳动分工的、超出国家范围的生产、流通、消费的一体化联系,从19世纪初起开始迅速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性经济开始了最初的发端、发展的阶段.19世纪初这种一体化联系的趋向仅仅露头于西北欧国家及其扩展地区(美洲等地)内,它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长和扩张、同市场化的迅猛推进紧密结合,也同西北欧国家殖民扩张,更大的空间的军事占据和掠夺相联系,尽管这时的全球经济活动是以政治和军事上的控制关系或核心与外围的联系而存在的,它已经表现出了其向全球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就在当时,《共产党宣言》对此趋向的本质已做出了精辟的概括.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商品和大炮为纽带的欧美资本主义为核心和主导的全球性的经济体已经确立起来了.经济全球化的最初孕育,既为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确立奠定了基础,也为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创造了起码的“世界历史”条件. 经济全球化孕育的中期阶段,即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社会范围的生产贸易和直接投资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规模,它推动了资本向全球的疯狂扩张,为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与欧美工人运动相结合铺垫了更为充分的世界历史性基础.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欧洲经济的世界性扩张,造成人口和资金的大规模的流动.从1865年至1915年间有3800万人离开了欧洲移居海外,与此同时资本输出的增长更是惊人：根据国际收支资料的最低估计,仅直接投资和有价证券投资两项,1840年时不足20亿美元,到1870年就上升到90亿美元,1900年则达289亿美元,1913年达440亿美元[2].世界银行的报告也称,19世纪末经济全球化的趋向已在欧美发达地区出现了一次高峰,甚至国家间的贸易和资本流量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接近或高于目前(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水平.这一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并疯狂地在全世界进行更大规模殖民地扩张的时期,是用炮舰和商品将整个世界全部强行推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期.在这个经济全球化孕育的中期阶段,由于资本的大规模运动,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随之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频繁爆发,造就了科学社会主义传播的现实基础和国际环境,由此社会主义理论完成了科学论证并在西欧和世界的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社会主义运动在欧美国家蓬勃展开.同时,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多重因素作用下,19世纪末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次大分裂,并由此拉开了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两个方向的理论、实践和制度演进的序幕. 经济全球化孕育成长的阶段性中断,即20世纪上半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相间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靠军事和暴力的全球扩张遭受了一次历史大挫折,社会主义的实践取得了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突破.自由竞争的恶性发展和为争夺全球市场和殖民地,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角逐霸权的战争终于演变成世界大战,不到30年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所积累的深刻矛盾猛烈爆发出来,表现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孕育中发展着的更高水平的社会化国际化的生产力,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矛盾的加深和不相容性,也表现出资本主义野蛮的早期制度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已经释放到了极限,其破坏性已经成为主导的方面.因此,正是在经济全球化成长进程的阶段性中断的20世纪上半期,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次在世界上诞生,并先后出现了两次世界性社会主义高潮,社会主义风靡全球.在这个阶段的后半期,在战争和危机不断、社会主义迅速崛起形成的强大压力和示范影响下,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调整和改良的酝酿和准备期,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和确立进行了尝试、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暂时出现了两种世界经济体系并存的局面. 经济全球化孕育成长进程重新启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严格意义上的当代“经济全球化”现象出现,即生产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科技信息的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交相并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宰,“全球村”第一次成为可以感受的未来.在这个阶段内,资本主义出现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主义进程则出现低潮.在全球化发展中断期诞生的早期社会主义体制无法适应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环境,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的浪潮,一些国家的改革失败,社会主义的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解体,市场化迅速向这一地带推进,到20世纪最后十年,经济全球化成为全球瞩目的不可抗拒的现实世界性潮流.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期,世界社会主义理论、运动进入了一个调整和酝酿、创新和振兴的时期.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出现了与右翼意识形态相融合的趋向.社会主义中国改革成功,开始探索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的新体制. 目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仍处于这一阶段中,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阶段的到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在的旧的和新的矛盾与对抗也随之迅猛推进而不断加深.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出第一个危险的信号起,进入21世纪以来,局部的金融危机接连发生,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欧洲经济停滞,持续美国新经济的奇迹因信息产业泡沫的破灭而淡然失色,全球南北两极分化,一些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分化也在加深,由此引发加剧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局部冲突、环境危机此起彼伏,特别是“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一个突出问题.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美伊战争,“新帝国主义”正成为世界议论的热点,反战和反全球化运动在西方突起,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在西方社会不断深化,由此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方又出现了重新活跃的迹象.同时一些西方著名学者、政治家、银行家都在呼吁,建立和发展国际合作的极大必要,增强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调机制的作用,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能有效遏制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和作用的调控机制和秩序. 回顾经济全球化孕育、突显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是受世界生产力的变革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制度、体制变革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球扩张与经济周期诸多因素影响的历史进程,因其仍受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主导,它至今为止也还是一个在对抗中发展同时也在发展着对抗的进程,因而也是一个波浪式前进、伴随巨大的发展跳跃和危机以至断裂的过程；伴随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潮起潮落也表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产生发展的物质前提、现实要求、社会力量和社会变革的环境,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实践进程形成巨大的压力、渗透力和严峻挑战.从根本上和发展趋势上看,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同人类对全球范围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民主控制和协调、对新的人类文明和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呼唤日益增长相联系,同推动社会主义的振兴革新、社会主义从幼小走向成熟的历史条件的成熟相联系. 正像20世纪上半叶经济全球化的中断并不意味着已经出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改变一样,20世纪末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挫折不仅绝不意味着21世纪社会主义的消失,而且意味着新的复兴必将出现. 20世纪末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相关因素 为弄清20世纪末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遭受重大挫折,其深层原因同经济全球化突显和迅猛推进之间的关联,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做一点进一步的分析.从总的方面和历史的客观的角度看,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挫折,是经济全球化中包含的两种力量和进程在当前世界历史特定条件下的碰撞和交汇,也可以说,它是不成熟的经济关系、物质基础和世界联系所产生的早期社会主义与在高科技和经济全球化中继续向全球全面扩张的成熟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对垒中的一次失败,也是早期社会主义体制无法适应真正“世界历史”的出现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的一个结果.现实社会主义的进程和命运,是同它赖以存在的世界和国情环境分不开的,更是同它本身及其经济全球化和当代资本主义进程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中所处的历史方位相联系.虽然可以说社会主义学说是与资本主义几乎相伴而生的,但作为资本主义替代物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实现和制度在世界上最终确立,却只能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成熟的结果.“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如果将20世纪末社会主义低潮的出现置于一个广阔的世界历史背景,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早期模式的一种遭遇,暂且忽略其主观因素的话,马克思的这句话还是非常值得回味的.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已近500年,但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主要国家牢固确立,从19世纪70年代算才不到150年,资本主义从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再到跨国垄断资本主义,其发展仍有很大的余地和相当的活力,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作为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结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成就,但在当前的世界历史发展阶段,(1)它必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进程,是资本继续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过程,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条件下推进全球市场化进而使世界联系空前密切化的过程,因而它也必然是资本主义借助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力力图使世界每个角落、每个民族纳入它的体系的过程；(2)它必然是社会主义因素在全球环境中成长的进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是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造成的进步和积累的矛盾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在较落后国家的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伟大实验也正是资本主义所创造开辟并不断扩展强化深化的世界市场、世界联系为基础的,也是这一过程内在矛盾的世界性激化的结果,但社会主义尚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存在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和尚未完全实现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国度,从其所处的历史的空间和时间方位来看,它只有参与并借助于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经过若干次社会主义体制更新(也可比喻为蝉蜕),逐渐汲取和享有当代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全部文明成果,依靠不断加深的经济全球化提供的高度发达的普遍的世界联系,才能逐渐巩固发展成长起来.当然,社会主义建立以后由于多种原因相当时间被隔离于经济科技发展的世界联系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成长受到严重的限制和挫折.20世纪末社会主义的挫折正是这两种进程的碰撞和交汇. 从更具体的方面看,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同经济全球化的高潮挺进之间也确实存在某些相关主客观因素,主要是： 经济全球化呼唤的开放和市场化,反映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潮流,它对社会主义传统僵化的体制形成极大冲击波,由于从50年代起在一些国家几起几落的社会主义改革终没找到成功突破传统模式的道路,这个冲击波在这些国度没有转化为成功改革的动力,而成为摧毁旧体制连同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破坏力. 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推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飞跃,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新成功,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落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形成鲜明对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明显失利,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及执政的合法性构成颠覆性威胁,执政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被极大动摇. 在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有意识地将经济全球化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西方的价值观、政治制度整合起来,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向社会主义输出.另外,在西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时期,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强调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居于主导地位.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在国际社会内形成了铺天盖地的舆论氛围和意识形态攻势,对正在试图寻找改革方案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决策智囊团施加多方影响,成为导致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改革转向的重要因素. 在汹涌而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长期封闭后突然面对一个发展变革的世界,一些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党内相当部分党员,没有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失去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和主心骨,丧失对自己经验、历史、现实以及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科学全面的判断,理论转向、方向迷失、战略判断失误、决策失当、党内发生分裂和背叛接踵而至,最终导致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中党亡国破. 上述分析表明： 经济全球化对20世纪最后十几年以来社会主义进程的作用,也仍然是双向的：一方面,作为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结果,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成就,它是促使早期形态的社会主义向更高形态的社会主义演进的巨大动力,是推动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同世界文明进程更密切结合和融合的过程,是社会主义新旧体制转换、使社会主义向成熟方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与环境,也提供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利用其实现自身经济和社会跳跃式发展的巨大机遇；另一方面,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主导的进程,经济全球化对现实社会主义来说,又是一个埋伏着陷阱和存在着被演变和被吞噬可能的进程.这就是说,如果在某一民族国家内执政的共产党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中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的理论导向,高超的战略驾驭能力,必要的自主独立和主动,并善于趋利避害,社会主义在这一国家就可能出问题. 20世纪最后十几年一些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消失的直接原因,并不能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负面作用和影响,而是植根于执政党本身,即执政党不能主动适应世界和本国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客观要求,不能正确应对经济全球化潮流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和机遇,不能抵御当今世界和经济全球化中仍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攻势,不能与时俱进地正确制定和调整执政党改革的理论、路线、战略和目标,在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总之,从历史的世界的角度看,在经济全球化的高潮中,20世纪末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遭受的重大挫折,不是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实践的历史性失败,更不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终结,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从幼小走向成熟的第一次痛苦的蝉蜕,是早期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就在前苏东国家社会主义消失的同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由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范例,它展示了社会主义振兴发展的新前景,社会主义新体制的生命力和活力.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推进,世界文明进程将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深厚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重要的是,我们要深刻汲取社会主义在20世纪留给人们全部教训和经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始终不丧失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方向,善于把握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中和本国发展中的主动权,始终坚持执政党的先进性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