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并说说从中你得到什么启示

了解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并说说从中你得到什么启示
了解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并说说从中你得到什么启示

了解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并说说从中你得到什么启示
《古代文人追求的最高境界：现实与理想的和谐》邢台学院 孙凤岐
美即和谐,和谐即美,追求自身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和谐,追求人与自己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古代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也是
古代诗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本文从诗歌的角度对李白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作些探讨,和诸位同仁商榷.
（一）和谐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美在和谐”,是一个古老、亘久而又渐新的命题.它的起源,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著名的哲学家赫拉哥利特也主张“美在和谐”,柏拉图的美学观点虽然复杂,但也主张“美是和谐”.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也说过：“美是梵性的和谐真理的感性显现”应该说,有限的世界存在或充满着不和谐和矛盾,但超越有限来看,宇宙是那样的和谐平静.在泰戈尔的学说中,人与神、神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物之间,都处于永恒的和谐统一之中.神是有限无限的和谐统一,人也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和谐统一,而自然界的科学真理与心灵的真理,灵与肉也都是和谐统一的或可以协调和谐的.
中国的和谐美的思想具体体现于“中和”思想,它的起源,要比古希腊早的多,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太极图,它是和谐美和中和美的最完美的体现.我国古代的思想家系统谈论这个话题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讲的“中庸之道”.何谓“中庸”?“中,正也.”（《说文》史字解）正,即恰当、妥当、合乎客观实际的意思.“庸,用也,从用,从庚；更事也.”（《说文》）更事即经历事物,与经事同义.合在一起讲,“中庸”就是正确、恰当、妥当的为人处事,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中庸》第二章注）.而“中”本身就是一种“和”,一种达到一定“度”的“和谐”.自身和谐,才能促使二年级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和谐”.
其实,中国古代的各家对“和谐”的观念都有所论及,都继承了远古时期的“中和”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学说.儒家提出“中庸”,墨家提出“非乐”,但他们都注重仁义学说.所不同的是儒家侧重于政治品质方面,而墨家则侧重于物质利益方面,注重我于利的和谐统一.道家则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的思想,他们认为,个体应顺应自然,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使人们保持德行的完整和精神的完美.他们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法家则从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个人应按客观事物的发展的规律行事,取得事业的成功,主张个体行为和社会功利的和谐统一.正是他们的和谐思想都源于上古的“中和”,所以,虽然,各有特点,但却都同意“中和”.“中庸”,虽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所提出,但对“中和”这个作为个体和客观对象的和谐统一的思想,是诸家学说都为之赞同的.
虽然,“和谐是美”是中西美学的共同特点,但从总体特征上分析,则存在着不同.古希腊的美学家说得和谐偏重于形式诸元素关系的和谐,而中国美学家则偏重于人际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像先秦诸子,他们都不是从事物的外部形态谈和谐,而是或者更多的是从人与政治、人与物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来求得和谐,和谐社会是他们追求的理想社会,这也是他们人生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二）宇宙世间的最高准则：和谐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矛盾的统一,都是既对立又平衡的和谐.所以说,从总体上讲,自然乃至宇宙是和谐的,社会是和谐的.但从局部或者个体来看,又存在有诸多的不和谐.“和谐”是辩证法的核心,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冲突的,没有冲突,则事物就没有发展,所以事物总是“以乖一和”,“如无冲突则旧物不毁”、“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张岱年语）任何事物都是否定之否定、质变和量变的统一.至于社会,人生之道则在于“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张岱年语）“兼和”乃是人类最高的价值准则.和谐要求理想的当然和现实的必然相统一,但理想要适应现实,又必须克服现实.从理想的角度来说,一个理想的实现,意味着一种平衡即和谐的的达成.但这平衡是暂时的,因为人马上会有一个更为惊奇的、更为富有创意的、富有挑战性的理想的诞生.这一理想的诞生,就意味着刚刚建立的平衡的被破坏,即和谐的被破坏.也就是说,在理想的烛光的照耀下,面对现实,人的心理的和谐是暂时的,不和谐归根结底还是长期的.可以讲,一个人的理想愈高,实现欲愈强,同时,就意味着他将遭受更大的不平衡,不和谐,他的人生必将遭受更大的痛苦或伤害,因为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有时是不可调和的.总之,宇宙的整体是平衡的,而又存在着局部的或暂时的不平衡,甚至存在有激烈的斗争和裂变,甚至会暂时地打破那种平衡.
站在这个角度来说,我国唐代诗歌中,有和、畅的旋律,但更多的则是包含有悲、怒、愤、憾等成分.应该说,不管是文字上的和与不和,情绪上的亢与郁,思想上的同与异,理想上的成与败,但从根子上诗人是为了求得人生的和谐,这体现了宇宙的和谐的规则,期间,诸多的不和谐的东西也都统一于和谐精神之中.从本质说,诗歌艺术的不和,其实是和谐,是统一于追求和谐之中的不和谐,是追求和谐过程中的不和谐,是不和之和谐.
（三） 文化对古代文人的影响
正如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文士,在现实与理想发生矛盾的时候,选择了著书立说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找到了心理上的暂时的和谐.但有些诗人在现实与理想发生矛盾的时候,最终还是找不到心理上的切合点,最后的结局只能是了却自己的一生.如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在国家破碎之时,找不到自己活着的理由,问天、问地,问渔夫,都没有答案,结果,跳汨罗江而死.有些虽然没有像屈原那样,却也生活得不快乐.像司马迁,在为李广辩护,遭受蚕刑以后,满腹屈辱,似乎完成父辈的遗愿,书写《史记》,成为唯一生存的理由,这是儒家单一思想影响的结果.
宗教是最好的避难所.外来的宗教传来以后,文士们求得思想的和谐的途径便多起来,思维的领域拓宽了.对于唐代的诗人来讲,有些种类的诗歌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宗教.在唐代,无论是儒家的学说,还是道家的道义及传入我国的佛教的思想,都对唐代诗人的思想是一次解放,是一次历练,对诗歌的种类和境界是一种超越、开拓.儒家的思想,倡导“入世”,倡导积极地投身于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报效祖国,可往往诗人的理想在君主那里得不到实现,才能在朝堂上得不到发挥,诗人的热忱的报国之心,最后也只能是遭受打击,遭受迫害,中国有句话叫“才高遭人忌,木高风必摧”,“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正直的诗人的命运最后是遭到放逐和排挤,宗教便成为诗人的慰藉心灵创伤的良药.
在诗人慨叹今生灾难重重的时候,佛教的前世、今生、来世,以及不朽今生修来世、有因就有果的思想开始影响着诗人,它教给诗人应该如何看待苦难——它把苦难说成是与生俱来,这实在是有些偏颇,但这些既解放了诗人的思想,又使诗人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使诗人诗歌的境界拓展了,开阔了.同时,也增强了砥砺苦难的勇气.道教的学说也在不知不觉地影响着诗人的心灵,渗透在诗人的诗歌中.道教的学说带给人的是对“理”的彻悟,从另一个方向上教人如何面对和克服来自生活及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并把如何摆脱这种影响的方式提高到“理”的高度.
王维在人生步入低谷的时候,从佛教那里寻找到了和谐.他放浪于江湖,陶醉于山水,写了大量的著名的山水诗来表达着这种悠然自得的情趣.最著名的比如,《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新雨后的空山,在秋天黄昏的时候,月光照在松林间,清清的泉水流淌在石头上.还有那竹林中喧闹着归家的浣女,渔舟在莲花中归来……这景色是多么的优美、动人,怪不得连王维也陶醉其中,发出“王孙自可留”的慨叹.
再如,《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还有《鹿柴》、《鸟鸣涧》、《终南山》等.他是在现实与理想发生冲突的时候从宗教那里找到了解脱的方法,回归自然,感悟到了自然的平静,写了很多这样的诗歌.
诗人李白在现实与理想发生矛盾的时候,放荡不羁的他,竟然弃官不做,还是从早年所受的道教的思想那里,当然也有部分的佛教思想,求得了心灵上的平衡和和谐.他写了大量的诗歌,除表达现实的黑暗、自己对现实的愤激之情以外,道家和道教信仰给了他一种极强的自我解脱的能力,从神仙境界和生活里找到了平衡点,他的不少诗表现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思想,而其实是渴望任随自然、融入自然,在内心深处深藏着对于人生自由的向往.如,《梦游天嬷吟留别》、《古风》等.其中,第十九首：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服饰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还有《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贾舍人之洞庭湖》、《望庐山瀑布》等,如《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写出了对于自然的一种极强的自然力.这与他早年的接收的道家和道教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唐朝的文人不在例举,在宋代,如苏轼等也是这样.在苏轼的仕途中,屡有坎坷.他数遭贬谪,备受压抑.诚然,儒家思想始终是他的精神支柱,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在《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中说,“窃怀有国爱民之意,滋味小官,即好僭议朝政,屡以此获罪,然受命于天,不能尽改.”,这是他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例证.但不可否认,他也受到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有过超尘出世之念头,这在他的作品里是不难找到例证的.幸运的是,苏轼能够把各种思想融会贯通,在人生的转变的关口,总能坦然面对,保持心理的平衡和和谐.他面对明月,也发出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慨叹,但不管是“喜”,还是“忧”,他的内心是和谐的,那是一种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和谐.如在《前赤壁赋》中,曾这样写道：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有何羡乎!且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作者从变与不变两个方面,阐述了所谓的短暂的人生与永恒的宇宙的辩证关系,其中所蕴含的哲理是深奥的,读了苏子的一番话,我们也不禁赞同他这种对待人生的超脱态度和博大胸怀.这种深奥的哲理,即来自他对自己人生的思考,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的结果.
总之,古代文人是受儒家思想影响也好,受道家或佛教思想影响也罢,追求人生的和谐,即理想与现实的和谐,是古代文人的目标,也使文人的人生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