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是怎样的啊

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是怎样的啊
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是怎样的啊

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是怎样的啊
灾后如何重建家园：台湾“9·21”地震经验谈 位于台湾“9·21”震央的建筑遗迹 当四川大地震救灾工作仍在艰难地进行,余灾仍随时有可能发生之际,灾后重建已开始被提上紧迫日程.笔者认为,台湾“9·21”震灾重建的经验十分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的眼光还可以,也应该更加高远些：重建,不光是重建一批物质性的构筑物,也是重建已经沦为废墟的文化,重建已经破碎了的人心. 作者：朱涛建筑师 台湾“9·21”地震是20世纪末期台湾最大的地震,发生时间为1999年9月21日1：47：12.6,震中位于台湾南投县集集镇,规模高达里氏7.3级,造成2321人死亡,8000余人受伤 当四川大地震救灾工作仍在艰难地进行,余灾仍随时有可能发生之际,灾后重建已开始被提上紧迫日程.笔者认为,台湾“9·21”震灾重建的经验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在亲身走访当年参与重建人士和研读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笔者先试着在这里粗略概括出几条主要的台湾经验. 清晰、透明的政府组织 台湾地区是多震地带,而且台湾特别注重随时吸取其他地区抗震救灾的经验(比如在日本阪神地震第二天就派专人去现场考察),因此,在“9·21”大地震爆发后,台湾当局的工作自然体现出极高的效率. 在“9·21”地震发生的第四天(9月25日),台湾当局就依据“宪法”增修条文规定颁布了紧急命令,以便于紧急救灾措施能突破相关法律的限制,如在财务资金的紧急调度和运用,在简化城市规划变更程序等方面,以便有力推动救灾和重建工作的展开.震后第六天,在抢险工作展开的同时,台湾当局就成立了指挥重建的机构——“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该机构是一个从上到下垂直一体化的组织结构,在水平上又细分出各种不同的责任分工(如图一),并落实到具体人头上.上周在台北,笔者从当年任“重建会副执行长”的丁育群那里看到一份通讯录,其中所有具体负责人的联络方式都按照整体结构图清楚地列出,可以想象该组织中各负责人之间的纵横向联络是非常高效的,并且媒体、民众与相关部门之间的互动也可以很精确地对位.丁育群笑着对笔者说,在几年的重建过程中,“重建会”的成员每天一出门就会被媒体、民众围上来诘问甚至咒骂——但丁先生坦然说,接受群众的意见、建议,而民众的各方面意见汇总起来,正是“重建会”的工作得以成立和展开的主要前提之一. 在四川震灾重建工作已提到紧迫日程的今天,想必我们的中央-地方政府已经发展出一套完备的重建工作组织机构.但是,对媒体、对民众来说,它却始终是个“隐形结构”,没有被清晰地公之于众.民众每天从媒体中看到的是政府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一些好的结果,但民众无从知道该政府机构是如何在运转——它取得成就的机制是什么,因而民众其实无法全面评估这些成就,更谈不上有效地监督政府的工作了.同样重要的是,无数民众,不管是民间团体还是个人,其实都特别希望能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政府分担一些工作,但面对政府的“隐形结构”,往往自觉茫然,无从入手进行交流. 强势政府因其高度集中的行政力量,在救灾重建工作中可以达到高效率.而台湾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将高效的重建工作组织机构向社会公开,建立起与社会的互动,让关心和热心参与重建工作的民间团体和个人不再盲人摸象,而能在与政府的对口单位通畅地联络,非但不会降低,反而可以更促进政府工作的效率,并能保证整个重建工作更加均衡. 积极、有序的民间参与 除政府机构的高效运转外,台湾地区民间团体和个人在重建工作中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相对于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领导工作,民间团体的优势在于其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强,方式多样化,并且针对具体工作目标,它不需要经过上下多层次的公文程序,而可以直接切入目标,效率极高. 例如台湾慈济基金会,其本身就长期致力于慈善工作,在“9·21”中更展示了空前的组织动员能力.它不仅是最快(当天)抵达现场的团队,还以“紧急救助”、“安顿与关怀”、“复建与重建”三大步骤,开展了从救灾到重建长达三年的工作,成就卓著. 在一系列重建工作中,以学校重建为例：“9·21”大地震使得全台湾1546所学校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293所严重受损.台湾“教育部”将这293所严重受损校园重组工作划分为A、B、C、D四组来进行(见图二).A组由“教育部”委托“营建署”代办重建(共41所),B组由“教育部”委托亚新顾问公司协助重建(共22所),C组地方政府自办重建(共122所),D组为民间认养自办重建(共108所).其中在D组的108所民间认养的学校中,前面提到的慈济基金会就以认养的方式重新建造了55所完全倒塌的学校. 相比台湾地区来说,我们大陆自然不乏民间热心人士,但却缺少强大的民间组织,这将是我们重建工作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一方面,面对如此庞大规模的重建工作,政府的资源、效率、和能顾及到的方面毕竟有限,但在另一方面,如此丰富,但却相当零散化的民间资源在怎样的组织平台上才能有效发挥其力量?现在很多热心参与重建工作的小团体和个人不愿意将财物捐给某些机构,再通过层层环节下拨到需要的地方,这是很自然的：其中要么认为这样做效率不高,要么担心会在某些层次上滋生贪污腐败.那么,无数个孤立的小团体和个人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出力呢? 在笔者看来,政府的扶持态度才是解决该问题的根本所在.政府应该以开阔的胸怀,尽量向那些国际上信誉良好、有高度整合力的慈善机构开放；也应在税收政策上鼓励国内民间有高度管理能力的大型企业担负起对大规模重建项目认养的工作；同样,政府还应该支持一些民间热心人士自发组织成团体,与各地方政府或机构直接联系,参与到重建工作中去. 有层次有远见的重建工作 重建工作必须长短期综合考虑,不然草率行事的结果往往会在天灾之后酿成第二次人为的灾难. 比如在近期工作中,当务之急显然是解决百万难民的临时安置问题,但另一项工作绝不可忽略：对灾害现状尽可能客观全面的记录,这将是接下来评估灾害程度和开展救济、重建工作的基础,也是留给后世开展各项研究的宝贵知识资源. 另外,针对较长期的重建工作,政府应该有综合性的视野,而不应将重建当成几项单一的数据指标来应付完成.比如在校园重建中,9000多所损毁学校的修补和重建工作,不单单是一批硬件修补和再造问题,也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再造再生工程,在这一点上台湾地区“9·21”震灾后的“新校园运动”经验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在台湾“9·21”校园重建中,台湾“教育部”委托“营建署”和专业管理公司,主持了全岛范围的设计竞赛,以优厚的设计费来表彰优秀的建筑设计,并鼓励建筑师积极吸纳地方民众和学校共同参与规划设计.在震后的2-4年中,“新校园运动”不仅在震灾区制造出一批优良的教育设施,也催生出富于朝气的新文化：校园的空间和活动开始与当地社区的空间和活动紧密融合起来,校园还成了地方历史文化传承的桥梁以及地方景观中的新地标.更令人振奋的是,这批新学校对“可持续性”环境理念的追求,反过来促进了当地社区建设“可持续性社区”的热潮.最后以点带面,“新校园运动”的文化能量,结合社区力量,扩展到了全台湾,成为促进整个社会深化教育改革、推广环境意识和进行其他社会改造的契机. 总之,在四川即将展开的校园重建、家园重建和社区重建中,我们对一套技术指标如建筑造价、抗震等级、结构体系等等的新规定是不可缺的,而重建工作也必须高效率进行,但我们的眼光还可以,也应该更加高远些：重建,不光是重建一批物质性的构筑物,也是重建已经沦为废墟的文化,重建已经破碎了的人心. 南方报业网—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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