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的历程是怎样的

中美建交的历程是怎样的
中美建交的历程是怎样的

中美建交的历程是怎样的
中美建交的曲折历程：持续15年经过133次谈判
王国权,1957年起先后任中国驻民主德国、波兰、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大使.1964年7月初,他偕夫人常玉林踏上北京—莫斯科直达列车,7月11日抵达波兰首都华沙,开始了他一身二任的外交生涯：既任我国驻波兰大使,又兼中美华沙谈判首席代表,接替已回国升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的职务,与当时称霸世界的美国代表展开唇枪舌剑的交锋.
驳斥美国大使对侵略政策的辩护
我到华沙半个月后,按预定协议,中美第121次会谈就要正式开始了.那是1964年7月29日上午,我和助手林平、李连璧、钱永年和叶维贤走进了位于华沙市中心古色古香的梅希里维茨宫.中美谈判的特殊性在于：两国互不承认却互派大使在第三国谈判.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颇为奇特的,也是国际关系中的新创造.这一会谈是中美之间就有关问题申述各自看法、立场、观点的有效渠道.中美华沙谈判前后持续15年之久,前9年由王炳南大使担任首席代表,共谈了120次；我从第121次继续谈判到最后一次即1967年3月的第133次为止.此后,我被“文革”造反派揪回国内“审查”.中美建交后,华沙谈判随之成为历史.第121次谈判美方代表是柯约翰大使.我们在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引荐下,在竖有中美双方小旗的谈判桌前相对而坐.柯约翰一字一句地照念他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内容大致是为美国在印度支那和远东的侵略政策辩护,给他们插手越南、缅甸、柬埔寨的侵略行动戴上和平、义务的面具和花环,美化自己,反倒说我们支持越南、柬埔寨人民反侵略斗争是推行共产主义化.我当即斥问道：“大使先生,你说美国在东南亚的行为是为了尽某种义务,请问那是什么义务?又是谁赋予美国政府这种义务呢?这是多么不可思议!”我与柯约翰是头一次交锋,我的反问引来他的凝视.我判断,美国也在摸我这个继任谈判者的底.柯约翰继续说：“我们的声明和照会所考虑的首要因素是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安全和利益.对世界事务,我们美国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立刻批驳说：“大使先生,难道美国把军舰和飞机派到我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也基于这种考虑?众所周知,美国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远隔浩瀚太平洋万里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会影响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安全呢?恐怕台湾海峡的巨浪也拍不着美国的西海岸吧?倒是你们的飞机大炮来到了我国国境线和海岸线.感到不安全的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美国,受到威胁和利益损害的是中国!”柯约翰静听着钱永年一句一句的翻译,不时抬眼看看我.我继续说：“大使先生不觉得美国的手伸得过长,竟然伸过了半个地球.如果美国用另一只手臂再伸过大西洋,美国就要把地球抱到自己怀里了!地球上的世界各国成为美国的私产和玩物而妄称自己的所谓安全受到威胁,请问这是不是有点滑稽可笑?”
柯约翰也许没有料到我的批驳,讪讪地说：“我们美国不会因为北京政权的存在而放弃保卫东南亚各国的利益.”我抓住对方的用词立即说：“请大使先生注意用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大多数国家承认的主权国家,是六亿中国人民共同利益的代表,960万平方公里上的主权国家决不是一省一市一隅之地的地方政府.美国无视我国尊严,对中美会谈是要产生严重后果的,大使先生是难以负这个责任的!”
经过据理力争,后来的几轮谈判,柯约翰再未使用“北京政权”字样,变得较为客气和通情达理了.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加强了我方的谈判地位
1964年10月16日,传来了祖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声.不久,莫斯科传来消息：赫鲁晓夫下台.这也增强了我方谈判的地位.难怪助手们开玩笑地说：“大使吉人自有天助!”他们还说,前任王炳南大使9年120次谈判也没碰到这么有利的谈判形势.以后的谈判进展颇为顺利,可以说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威力不无关系．、果然,11月25日第123次谈判气氛显然不同以往,我感到柯约翰的姿态都有些异样.我自己也意识到,我已经是能够发射核弹的东方大国的代表了,美苏核垄断地位已经被打破.柯约翰也意识到了这点.在谈判桌上的这场心理战,我明显地胜过了我的对手.／会谈开始,我先向柯约翰转递了周恩来总理11月19日致美国总统约翰逊的信和我国政府11月16日向世界各国建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声明副本.美方代表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柯约翰一遍一遍地盯着我方文件细细翻看,不时向身旁助手和翻译问什么,一直未作表态.最后,他被动地说了一句：“大使先生,我将向我的政府转达王大使的文件,慎重地考虑贵方的建议.”可以看出,美方代表对我方的称呼,刻意使用了“王大使的文件”和“贵方”等字眼,而执意不用“贵国政府的文件”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这种正常称呼,其顽固和敌视态度不言而喻.但是,中国代表团在123次会谈中打了一场漂亮仗和主动仗是有目共睹的.
美方承认新中国的第一次暗示
不久,第128次会谈开始了.这时的美方首席代表是美驻波兰大使格罗诺斯基.他是美籍波兰后裔,很有风度,性情随和,与柯约翰大使的谈判风格显然不同.他在谈判中幽默风趣,很少指责对方,也很少提实质性问题.因而,会谈气氛显得不那么紧张.“我国约翰逊总统对贵方建议很感兴趣.”格罗诺斯基一字一顿地说,右手握着烟斗在嘴边轻轻磨着,“请贵方考验我国政府的和平诚意.”他随即把烟斗从嘴边拿开,接着说：“我方希望建立美中双方更广泛的联系.例如,美国政府欢迎贵国官方通讯社记者到美国采访,沟通中美之间的联系和友谊.”他还建议中美医生、科学家互访,交换园林植物标本.我敏感地意识到,美国愿“沟通美中之间的联系和友谊”的姿态表现出把中美会谈推向新的领域,以获得进展的意向.事情发展正如我预料的,1966年3月,第129次会谈出现了飞跃.会谈开始,格罗诺斯基抢先发言说：“我荣幸地通知贵大使,我国驻肯尼亚大使阿德伍先生在内罗毕会见了贵国驻肯尼亚大使王雨田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格罗诺斯基发言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字样,这是前面128次谈判当中从未出现的用语.这是美方走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第一次暗示.它意味着美国国内外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强大繁荣的新中国已经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和初步承认.它预示着美国政府敌视新中国的时代即将结束,两国处于隔绝的时代也将成为历史.我想,如果不是我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进一步调整,中美关系正常化也许不会拖到1972年,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可能会出现.但是,我把美方这一变化报告国内后,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和及时研究,我们错过了一个及时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不能不说是外交史上的一件憾事.尽管如此,闻名世界的华沙中美谈判还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和助手们作为参与者和使者,尽了我们应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