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念是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文化观念是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文化观念是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文化观念是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南宋时期,一方面国家外患不断,烽烟四起,另一方面朝政昏暗,民不聊生,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在底层倍受艰辛的民众为了寻求精神的慰藉,纷纷转向宗教的庇佑,一时间佛道盛行并得到长足的发展,不仅信仰的民众数目有了很大的增加,而且道教完善了自身理论形成了成熟的宗教体系,而佛教不仅完善了原有的体系,而且在这期间还产生了中国独有的佛教哲学“禅宗”.
　　理学的产生挽救了在佛老泛滥中处于劣势的儒学,理学产生与北宋,在南宋经几代大师努力成功的在汉儒的基础上融合了佛教的禅宗与道教的玄学,并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又完善的道德哲学体系,从而将儒学在中国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理学一代宗师朱熹本人被称为“朱子”,儒学几千年历史中获此殊荣者仅他与孔孟三人而已.但理学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存天理,灭人欲”只能存在与道德的理想状态,三纲五常如同中世纪的教会一样禁锢了人的思想,使原本已经僵化的封建制度在外族的进攻面前灭亡成了必然.理学强调义理之辩,提倡忠孝廉节,这在号召人们保皇卫国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南宋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最多的慷慨就义之事,不说在抗战中捐躯之英魂,单是国破家亡后不愿做亡国奴而自尽以身殉国者有史可查的就有 一万多人,其中包括著名诗人杨万里 .成也理学,败也理学,在外族的入侵面前,儒学和其他文化一起,面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蒙元80多年的统治几乎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断层,中原地区因战乱和灾害已经十室九空,民族的杂居使语音语调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使得严格遵循韵律的宋词在此后一蹶不振.元帝国的民族歧视政策,把汉人定为三等人,南人定了四等人,这在强调夷夏之变的士大夫是不可以接受的,有节气的知识分子或啸隐山林或佯狂市井,于是在市井中出现了一种从前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新的文学形式——元区元杂剧.但客观的说,有元一代,疆域广阔,为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也促进了民族融合.
　　14世纪,在“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号召下,朱元璋完成了他“再造华夏”的夙愿,摆脱了民族歧视的文化终于恢复了自信,在明初出现了三大奇书：三国,西游以及水浒.但出于对知识分子的防范与猜忌,他又一手炮制了八股取士的制度,这种制度造就出来的是一大批思想僵化,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官僚,这对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文化的发展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展似乎走到了一个突破口,.德州学派的“人人都是圣人”,李箦的“无圣无贤”王阳明的心学,黄宗义顾炎武的近代民主民族思潮,理学开始衰退,经世实学开始萌芽,这无不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制度即将在腐朽透顶的封建制度上萌芽,它们极大的冲击了理学的禁锢,与文艺复兴相似,以人为本,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开始传播.但不幸的是,一系列的天灾人祸打破了这个进程.一方面,自然灾害以及统治阶级的压榨使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另一方面,满清趁机入主中原,.据统计,明末全国人口5900多万,而到了清顺治年间,只剩下了1900万作用,短短20年间四千万人口的损失,除了一部分是自然灾害原因外,很大一部分是战乱的结果.在屠杀平民的过程中,满清的汉奸部队却是绝对的主力,这些人对付外来侵略者不行,对自己的同胞却很下得手.所以有人这样说：明季,南明之事,实是痛史,称其为痛,倒不并不止杀戮之痛,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民族在这场大悲剧中表现之无谋,无策,无力,无奈,甚至是无耻!为什么在明末纵然有张苍水,李定国,史可法之辈的抗击义士,但数量与规模上已经远远无法无南宋相比,而汉奸却层出不穷,比比皆是,在文化上的解释也许只有理学的衰落与新的道德文化体系尚未完全形成,造成思想混乱,道德与正义感的沦丧.
　　纵观满清三百余年,虽不乏康乾盛世的辉煌,但其文化史除清末外,却是极其沉闷而压抑的.随着满清在全国军事上的胜利,一纸“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下,以及为反抗它而丢掉的几百万头颅,当时的汉人终于乖乖的剃下了那“受之于父母”的头发,留起了曾被自己嘲笑为金钱鼠尾的发辫,换下了那曾经引以为豪的华夏衣冠,穿上了游牧民族才有的长袍马褂.“有衣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此时的华夏,早已残破不全.在一个举国皆为顺民的时代,文化自然也要屈从与政治个高压,已经诞生的经世实学被丢弃,统治者拾起了更利于他们统治的理学,在文人的相互撕咬中,文字狱在中国文化史上抹上了一道血红的颜色.终于,士大夫的最后一根傲骨被抽掉,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中国人的奴性在这个所谓的盛世完全被培养起来了.清初及清中期的文人或者做了奴才,或者埋首书卷,自愉自乐,于是变有了《红楼》《儒林》《聊斋》等小说以及考据学的出现.但在经济人口繁荣的背后,隐藏的是文化的奴化与衰退,而文化的衰退必然导致这种繁荣不会持久,在康乾盛世后,满清帝国不可避免的也走向了衰退.
　　鸦片战争的炮火不仅震惊了统治者,也震惊了当时的一些有眼光的知识分子阶层.大量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使大好河山,民脂民膏尽落他手,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船山的经世实学被发掘出来并在这一时期广泛传播,经世致用的思想打破了理学的陈规旧俗,并显示了它巨大的能量.但这并不能挽救清王朝灭亡的命运,因为统治者关心的不是如何使国家强大起来,而是如何才能继续他们的统治与享受,两百年的寄生生活使他们习惯与坐享其成,两百年的奢华享受使当年威震八方的八旗军成为了一支只会逛窑子抽大烟欺压百姓的祸害.当年锐意进取,勇猛豪放的民族性早已变成了懦弱胆小,耽于享乐,安于现状,无奈中,他们只能把“巴图鲁”（满语勇士的意思）的称号送给曾国藩之流的汉臣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1911年,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三百年的满清王朝走到了尽头,其后虽然军阀混战,但民国的建立释放了被禁锢已久的思想,并为各种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这期间,既出现了学贯古今的国学大师如陈演恪、梁漱溟,又有通晓中西的新文化运动先锋如胡适、钱钟书,中西的碰撞,文化的交融使沉闷已久的文化获得了新生和爆发的机会,于是变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纵然社会一直动乱不安,也没有能阻挡住他的步伐.而传统文化在这场变革中虽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却产生了以新儒学为代表的新的形式.
　　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向来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化的衰退必然使社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呼唤一种强势文化的出现.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在迈向全球化的道路上,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而,传统文化的复苏与新生成了必然,前几年的“读经”运动,近几年的“汉服”风潮,无不是传统文化回归的标志.传统文化是我华夏先民几千年智慧的结晶,只要吸取其中的精华,为我所用,它就一定能在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上起到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