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世民的儿子吴王李恪的生平及他和高阳公主的关系前几天看到一篇关于李恪的文章,很想知道关于他的历史

关于李世民的儿子吴王李恪的生平及他和高阳公主的关系前几天看到一篇关于李恪的文章,很想知道关于他的历史
关于李世民的儿子吴王李恪的生平及他和高阳公主的关系
前几天看到一篇关于李恪的文章,很想知道关于他的历史

关于李世民的儿子吴王李恪的生平及他和高阳公主的关系前几天看到一篇关于李恪的文章,很想知道关于他的历史
吴王李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个儿子,他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杨妃.恪天然帝王的资质,又深得太宗的器重,仅仅是他的母亲是隋炀帝的爱女,他便只能与皇帝的宝座失之交臂.恪慢慢地对这一点看得很深也很透彻,所以他才能当机立断,决意清心寡欲,远离长安这权力的中心,在偏远的江南做他天高皇帝远的吴王.然而,最终,他还是被褥冤枉地连坐于房遗爱的谋反案件.
“金飙扇徂暑,玉露下层台.接绶芳筵合,临池紫殿开.日斜林影去,风度荷香来.既承百味酒,愿上万年杯”,这是初唐重臣长孙无忌的《早秋侍宴应诏》,文辞华美,比之他主持编写的《隋书志》、《唐律疏义》（30卷）,别有一番情调,他一生的辉煌功业却不在此,而在辅助一代英主李世民开创了大唐帝国旭日东升的辉煌.他的家族源自北魏皇族,他是唐太宗的股肱大臣,他是长孙皇后的亲哥哥,他还是唐太宗的儿女亲家,名列凌烟阁二十四位功臣中的第一位.他在唐太宗去世以后,以元舅辅政,为了稳固唐高宗李治的皇位,亲手制造了惊天大案,诛杀了名望素高的吴王李恪,以绝四海之内的期望,为绚丽的初唐抹下了无比悲怆的颜色,而这一悲剧的导火线就是吴王李恪和唐高宗李治的亲妹妹高阳公主（始称合浦公主）,这个美丽的女人可怕的任性和可怕的无知牵连了李恪的性命,但李恪直到临死,都没有埋怨她一句半句,他只是痛骂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灭族不久”,他的诅咒变成了事实,武则天后来居上,长孙家族在武则天的荼毒之下,走上了同样悲怆的凄凉末路,这是历史的周期率,在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中,不断重复着“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宿命.
高阳公主不想伤害吴王李恪,吴王李恪却因为与她过从亲密而丢掉了性命,高阳公主想让房遗直完蛋,而长孙无忌偏偏让房遗直活下去,在痛恨和痛苦中度过了暗淡的余生.其实,没有高阳公主,长孙无忌也要收拾吴王李恪,因为李恪实在太出众了,“有英武才”,果敢坚毅,最象李世民,他的身上集合了一个女人对男人的全部幻想,如果他是长孙皇后的嫡子,谁都无法动摇他继承人的地位,可惜,他的母亲是隋杨帝的皇女,即使他能以庶子的身份成为大唐储君,开国功臣们也不愿见到隋杨帝的血脉卷土重来.
李恪是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的身上融合了隋杨帝和唐太宗两位帝王高贵的血脉,融合了北齐、北周、隋、唐军事贵族勇武豪迈的血统,他文武双全,英俊挺拔,在胡化严重的关陇贵族集团中,他也是最最出色的美男子.他没有建过什么大功业,却“名望素高”,深得人心,当他牵连被诛时,“以绝众望,海内冤之”,可见,他象他英武绝伦的父亲一样,是个魅力无穷的万人迷.这种让人折服的巨大魅力,却成为木偶剧中皮诺曹的长鼻子,鼻子越长,越容易撞到铜墙铁壁,不幸的是,皇位只有一个,兄弟却有一群,而他只是庶子,长孙无忌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唐太宗万般无奈中,立了晋王李治（长孙皇后的亲生儿子）,唐太宗相信晋王的仁厚,并以此断定仁厚的晋王不会危及吴王的生命,但是唐太宗却低估了长孙无忌的冷酷和狠毒,长孙无忌曾和唐太宗一起,为了大唐的皇帝宝座,诛杀了身为嫡长子和储君的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亲兄弟李元吉.李世民兄弟姊妹众多,只要没有威胁到皇权的根本,在李世民的贞观盛世中都能平安渡过,因为他们没有皮诺曹的长鼻子,但吴王却有,对于晋王李治来说,吴王“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吴王是天生的帝王胚子,也是天生的帝王材料,名望极高,只要有人拥戴,再来一次“玄武门之变”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吴王也的确不甘寂寞,因此,从晋王被立为储君的那一天起,就决定了吴王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如同后世的武则天当政,“时皇室诸王有德望者,必见诛戮,惟千里褊躁无才,复数进献符瑞事,故则天朝竟免祸”,李千里就是吴王李恪的后裔.李世民对吴王的钟爱和忧虑,可见于李世民的诫子书,“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籓屏,勉思桥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

去看《调教初唐》吧，那个作者写的很详细。

7、“正直”的下属

关于李恪的幕僚，目前唯一可考的是曾经担任过吴王长史一职的权万纪。

话说这权万纪也是个“人物”，因为敢于直言，所以从潮州刺史提拔为正四品下的朝廷京官。而身为持书侍御史，权万纪理当好好珍惜这得之不易的向上升迁的机会，继续发挥自己直言善谏的一面，结果却不然。根据《贞观政要》的记载，权万纪升职后，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告讦谮毁”——揭发别人的隐私、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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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正直”的下属

关于李恪的幕僚，目前唯一可考的是曾经担任过吴王长史一职的权万纪。

话说这权万纪也是个“人物”，因为敢于直言，所以从潮州刺史提拔为正四品下的朝廷京官。而身为持书侍御史，权万纪理当好好珍惜这得之不易的向上升迁的机会，继续发挥自己直言善谏的一面，结果却不然。根据《贞观政要》的记载，权万纪升职后，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告讦谮毁”——揭发别人的隐私、诬陷诽谤，甚至肆意弹劾别的大臣，惹得朝臣惶惶不安。

最后魏征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忍无可忍之下非常严肃地向唐太宗上奏说：“权万纪、李仁发并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谮毁为是，告讦为直，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附下罔上，多行无礼，以取强直之名。”一针见血地指出权万纪不过是个意图骗取直言敢谏之名的小人，认为唐太宗若是出于招揽敢于进言之人的目的，也大可不必将权万纪这样的人留在朝中，因为这样做只会有损自己的名声。

唐太宗听了之后，欣然采纳了魏征的建议。权万纪后来“奸状渐露”，被贬为了连州司马，史书上记载此消息一出，朝廷其他官员的反应是“咸相庆贺焉”，可见权万纪平日里的行径是有多么的卑劣与不得人心了。

这里可以顺带一提司马一职，这个职位在唐朝便是贬官的象征。唐朝在每个州都设置了司马一职，名义上为州郡佐官，实际上就是用来安排京城中那些被贬谪或是闲散的官员。

被贬出京后，权万纪就一直外放做官，正是在这期间，权万纪做了吴王李恪的长史。

虽然权万纪具体上任的时间已无从得知，不过既然能让《旧唐书》认为其“有正直节”，那么应当是贞观十二年前后，李恪在自己的封地屡屡犯事遭唐太宗训斥贬官削俸的这段时间。因为之后的李恪虽然对大唐无甚功劳，却也没再犯过什么错处而再被斥责——对比齐王李祐与蜀王李愔这种屡教不改的，已经是莫大的进步了。想必李恪能够老老实实地待在封地不再犯错，与权万纪最为擅长的“犯颜切谏”是密不可分的。也正因为权万纪在此时表现出了“有正直节”的样子，于是唐太宗又将他指派给了另一个喜欢在封地上屡屡犯事的皇子齐王李祐，意图将其“匡正之”。

然而事实证明，唐太宗终究还是太高看了权万纪。因为做了齐王长史后，权万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本性再度暴露无遗。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李祐在自己的封地“溺情群小，尤好弋猎”，又在其舅阴弘智——一个正七品下的尚乘直长的挑唆下，萌生了谋逆之心。而权万纪接任了李祐长史一职后，自然是兢兢业业，看到李祐胡来就犯言直谏，“骤谏不纳”后便把李祐平日里喜欢接触的那几个小人统统打发掉，结果李祐又将他们偷偷地找回来，还“狎暱逾甚”变本加厉。

而唐太宗见李祐不能悔过，“数以书责让”，权万纪见状唯恐自己也会被牵连受罚，于是主动上京向唐太宗信誓旦旦地保证李祐一定会改过。结果李祐认为只有自己被斥责了，对权万纪极为不满。而权万纪“性又褊隘”，只知道一味地严防死守，不准李祐这个不准李祐那个，惹得李祐大怒甚至想杀了他。不过权万纪事先得了风声，将意图谋杀自己的几个人全部关进牢里，并将此事上报给了朝廷，最后唐太宗令人将李祐与权万纪带回京城，权万纪奉诏先行，却被李祐在半路中射杀而死。

总的说来，权万纪表面上看起来为人挺正直的，然而正如魏征所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实质上不过是个沽名钓誉之辈。

说其是“小人”也许还不够恰当，但半生庸碌、外强中干的确是权万纪的真实写照。因为能够直言进谏所以被诏进朝廷当官，结果又不能真正有贡献于朝廷，反而成天只知道诬陷诽谤别的大臣，就连房玄龄、张亮这样的肱骨之臣都被谗毁过。权万纪的所作所为绝非一位正直的人会有的。而被外放做官后，权万纪又不能妥善地处理好与李祐的关系，反而变相地让其恶行变本加厉。可见权万纪所谓的“有正直节”不过是表面功夫，“以取强直之名”方是其本质。



8、“显贵”的后代们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李恪后来被追封为郁林王，实际上是从一品的郡王，长子李千里被封为从三品的郁林县侯。武则天的时候，李唐宗室诸王中德高望重的都被杀得差不多了，只有李千里因为无才无德气量狭小性情急躁，又多次进献吉祥的物品才得以免于祸患。李唐宗室复辟后，李千里进封成王，与自己的儿子李禧跟随节愍太子起兵结果兵败被杀，等到睿宗即位后，睿宗虽然称其“保国安人，克成忠义，愿除凶丑，翻陷诛夷”，又表示“永言沦没，良深痛悼”，结果也只是官复原职，既无追赠亦无改葬。



次子李玮早卒。唐中宗初年追封为朗陵王，他的儿子李袨过继给了李恪的胞弟蜀王李愔，官至从四品上的秘书少监，唐玄宗的时候爵位改成了郡王，不过从礼法上来说，这支已经与李恪无关了。



三子李琨，《旧唐书》上说的很清楚，唐玄宗的时候因为占了儿子李祎的光，被追赠了个正三品的工部尚书，并被追封为了吴王。所以显然李琨能够被追封为吴王，与自己的父亲郁林郡王李恪没有半点关系，完全是自己儿子的功劳。而且李琨被追封后没有改葬，也没有因为追赠而补发俸禄。对照一下同辈李治的嫡子们，不是皇帝就被追封皇帝，不能追封为皇帝的即使被废后仍追封为太子；再比较开元同期，李隆基兄弟除早夭的为亲王，其余的不是被追封为皇帝就是太子。再想想李琨的幼子李祗早在唐中宗的时候就继承了吴王这个封号，就知道李琨追封的这个“吴王”究竟能有什么分量与荣誉了。

李琨的幼子李祗继承了这一脉，李祗是经过几次升迁才做到了从三品的陈留太守，而他的儿子李巘先是凭借门荫补了个五品官，后来继承了嗣吴王的爵位。《新唐书》中说李巘死的时候被追赠了太子少保，但因其“历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风雨。收恤甥侄，慈爱过人，家无留储”，所以最后还是“公卿合赙乃克葬”。这点就不太能理解了，为什么李巘本身是从一品的爵位，死后又被追赠了从二品的官职，然而朝廷却没赏赐任何丧葬钱物，甚至需要同事们凑份子才能顺利安葬呢？



四子李璄，唐中宗的时候被封为归政郡王，因为其兄李千里参与了节愍太子起兵一事，所以连坐被贬为南州司马。最后卒于任上。


至于李琨的长子李祎，因为过继给了江王李嚣，所以从礼法上也排除在了李恪这一脉之外。不过既然《旧唐书》中郑重其事地声称李琨得以追封吴王是因为李祎的“显贵”，还说李祎的三个儿子“皆至达官，别有传”，那我们就来看看李祎这一脉究竟显贵到何种程度。

李祎本来是继承了江王的爵位，但最后还是降了一等爵变成了信安郡王。不过李祎在唐玄宗的时候可谓是官运亨通，虽然他立下最大的军功时候，算起来已是60多岁的年逾花甲年近古稀之龄了。但史书上对吴王李恪这一脉特别的有好感，所以他的两个儿子固然是因为他的军功得以封官，他自己也加封了从一品的文散官开府仪同三司，又兼任了支度使、营田使等官职，但史官仍要为其感慨一句“其赏不厚，甚为当时所叹。”等到天宝元年李祎成为太子少师，旋即就退休了；再等到第二年升为太子太师时，委任书刚下，李祎就病死了。根据《旧唐书》的记录来看，虽然史官记载唐玄宗听说李祎死后痛惜了很久，但李祎作为朝廷的从一品大官却连个谥号都没上，丧葬规模如何更是不得而知，而太子李亨对他的老师更是一点表示也没有。

由此可以参考一下李治是如何对待李绩的，加封李绩为太子太师时还特地增加他的实封共一千一百户；李绩生病的时候，李治和太子送药给他服用；李绩死后，李治为他辍朝七日，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曰贞武；最后风光陪葬昭陵的时候，李治更是“登楼临送，望柳车恸哭，并为设祭。皇太子亦从驾临送，哀恸悲感左右。”


再来看看史官专门为之单独成传的李祎三子。

《旧唐书》说李峘是以郡王子例封为国公的，唐玄宗在成都的时候健儿郭千仞趁夜谋乱，李峘等人带兵平定，却只加授了正三品的文散官金紫光禄大夫。而李岘以门荫入仕，经过“累”迁才做到正六品下的畿县令，不过按照“一品子正七品上”的规定来看，可以反证其父李祎的“显贵”了。然而就在长孙无忌被黜自尽后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的嫡孙长孙延就已经捞到了正五品以上的京官。而李岘后来因为“匡翊肃宗”有功，得封国公。李峄则是最后官至从三品的蜀州刺史，史官称这一门显贵的三兄弟为“荣耀冠时”（不知道同祖同辈的李巘被同僚凑份子下葬的时候这三位在哪里）。

这三兄弟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李岘，史官称其“少有吏干”“为政得人心”。然而正是在李岘身为京兆府尹的时候，杨贵妃的族人横行长安，李岘不仅对此束手无策，还被杨国忠找了个借口贬出jing城。直到唐肃宗上台后，才重新重用了他，最后更是“与吕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又因为李岘“位望稍高，军国大事，诸公莫敢言，皆独决于岘”（位望“低”的第五琦不服：作为税法改革家，咱只受制于皇上）。结果“专权”的李岘“为中官所挤”，遭到李辅国的排挤，成为唐朝首位屈居于阉官之下的知名宰辅。

就史书中的记录而言，李恪的子孙后代看上去都是相当的显贵，不是嗣吴王就是官至正五品以上。然而无论是李恪的di系李祗一脉，还是出继江王的李祎一脉，历仕则天、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乃至以后的各代唐朝皇帝，却都不曾将本就葬在长安的李恪之墓陪葬昭陵，这又是何因？反观李承乾的嫡孙李适之出仕唐玄宗的时候，唐玄宗就亲自下诏追赠李承乾为恒山愍王，以及褒赠了李适之的父亲伯父哥哥等好几个人。《旧唐书》中有言：“数丧同至京师，葬礼甚盛，仍刊石于坟所。”


而且相当令人玩味的一点是，李恪的儿子李璄，孙子李祗，曾孙李岘、李峄、李巘都曾做过宗正卿一职。

宗正卿职责何在？

简单点说就是掌管皇族资料的。所以聪明的你明白了吗，为什么史书中说李恪“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而我们后人读起来只觉得相当的空虚，因为根本找不到相关的史料可以证明李恪究竟有什么文才和武才的，原来原因就在于此。

一直以来都有人怀疑有关李恪的资料被人篡改过了，如今看来的确是非常之有可能是被人篡改过了。不过可不是什么“胜利者的史书”，而是身为掌管皇族资料的宗正卿可比所谓的“胜利者”们更有实质的权力——正所谓是“县官不如现管”。他们要是将这些皇族的资料不动声色地修改一下，就算是皇帝也发现不了。

所以别的皇子亲王有名望有才能有吏干，都是有实实在在的事迹作支撑的，唯独李恪这里就只有非常浮夸的赞美之辞而已。而李恪的后人们之所以只添了些溢美之辞却没有增加更多的事迹让李恪的生平看上去更完善一些，想来一是因为李恪真的没什么事迹可以大书特书的，二来也是不敢随意乱编事迹添上去，因为多方一印证就有可能出现纰漏。所以最多也只是夸上几句，究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反正读者也不可能穿越回去，就算是有所猜测也无法证明了。

而且李恪的后代历任宗正卿的时候已是中晚唐，联想一下五代十国因为战乱，李唐di系的资料散佚不少，唯独李恪这一脉的信息却能保存得如此“详实”。其中究竟有多少猫腻，呵呵，自己思索去吧。

收起

1、可悲可叹的血统论
我是不太能理解这种理论的，为何所谓的“两朝一脉”在别的朝代都不成问题，肿么到了李恪这里就成了罪过呢？
要知道这隋唐两朝的血统可是人家恪大帝骄傲的资本啊，《旧唐书》在人家的列传中还花了七个字的笔墨特地强调了一番：“恪母，隋炀帝女也”，可见这明明是人家恪大帝数的过来的谈资，结果偏偏老有人非要将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贵冷艳的血统扭曲成“前朝逆种”，莫非只有这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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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悲可叹的血统论
我是不太能理解这种理论的，为何所谓的“两朝一脉”在别的朝代都不成问题，肿么到了李恪这里就成了罪过呢？
要知道这隋唐两朝的血统可是人家恪大帝骄傲的资本啊，《旧唐书》在人家的列传中还花了七个字的笔墨特地强调了一番：“恪母，隋炀帝女也”，可见这明明是人家恪大帝数的过来的谈资，结果偏偏老有人非要将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贵冷艳的血统扭曲成“前朝逆种”，莫非只有这样才能将恪大帝的人生塑造得更为悲情些？
对于这点我是颇为不解的，估摸着也永远理解不了，因为懒得去理解这些火星上的来客的思维回路。反正但凡是对两晋南北朝的历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娶前朝公主为妻做妾是件多么稀疏平常的事，尤其是对于那些亡了国的公主来说，能够有个还算安稳的归宿已经要阿弥陀佛了。如北魏拓跋圭的皇后就是后燕慕容宝的女儿；拓跋嗣的姚夫人是后秦姚兴的女儿西平公主；拓跋焘的赫连皇后即夏武烈帝赫连勃勃的女儿，右昭仪是北凉的兴平公主；东魏元善见的高皇后正是北齐太原公主。
至于所谓的两朝血脉那更是再寻常不过了。石虎的刘皇后即前赵的安定公主，所生石世被立为太子；拓跋什翼犍以前燕慕容皝之女为妻，其子即为北魏献明帝；北周宇文泰的元皇后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其子宇文觉便是后来的闵帝。
不过也许因为本人比较孤陋寡闻，所以从不曾听说过哪位皇子因为是前朝公主之子而备受冷落的，又或是因为身怀两朝血统而备受猜忌，从而与皇位绝缘的。
本人只知道“破镜重圆”的女主角就是陈朝的乐昌公主，被隋文帝乱点鸳鸯谱赏给了破陈有功的杨素做妾，结果杨素成人之美了一回，最后将乐昌公主归还其夫徐德育；还知道隋炀帝的萧皇后便是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而他们的长子即元德太子。况且萧皇后的亲弟弟萧瑀可是唐朝的重臣啊，若是按照血统论来看待的话，他能在武德贞观年间蹦跶得那么欢？
不过要想以此推断出李恪的血统是多么的高贵，身份是多么的睥睨众生的，也可以洗洗睡了。毕竟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各代王朝与统治者是割韭菜似的一茬接一茬地换，唯有高门大姓的士族能够屹立数百年不倒。可见汉以后唐以前的所谓王朝血统与公主下嫁，根本不及士族之间的联姻来得更有身份。
更何况李渊与杨广的母亲都是独孤氏，还是亲姐妹，独孤皇后对李渊是颇为照拂；李渊建立的唐朝在名义上也是从隋恭帝手上禅让过来的，结果李渊就这么将他表弟忘在长安的女儿丢给了自己的儿子做妾。
想来李渊若还算看重这位与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前朝公主的话，怎么说也要将其嫁做正妻而不是小妾——无论是嫁给皇子还是大臣。而且就算是做妾，也该塞给李建成，而不是塞给至少当时看起来与皇位无缘的李世民。毕竟人家李建成好歹在武德八年前还是储君的身份，若无意外的话，这位杨公主即便是给李建成做妾，怎么说以后还能混个皇帝的妃子当当，而给亲王做妾，日后最多也只不过就是个正五品的孺人。
由此可见这位所谓的“隋炀帝女”在李唐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更可见这位杨公主如果真的那么身份尊贵的话，又怎会如此被人随意地打发。
总之恪大帝的“两朝一脉”就是一把双刃剑，砖家们自攻自受挥洒自如，需要的时候就吹嘘“我家三三可是高贵冷艳的隋炀帝女的儿子哦，两朝一脉哦”，等到要给她家三三找被炮灰掉的借口时，“两朝一脉”就又成了最大的悲情因素。所以事情的真相如何不重要，反正所谓的真相只在砖家的三寸不烂之舌上翻滚。重要的是砖家们会自行根据场合的需要来解释，这“两朝一脉”究竟是用来贴金的好呢，还是用来诠释恪大帝的悲剧好。
2、所谓的唐太宗“爱子”
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理由不外乎如下几点：
①《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
虽然很舍不得李恪离开长安远赴藩地，但唐太宗为了家国天下不得不这么做。
②《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吴王恪曰：“父之爱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训而知也。子能忠孝则善矣。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必自致刑戮，父虽爱之，将如之何？或汉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骄纵，诪张不服，霍光遣一折简诛之，则身死国除。夫为臣子不得不慎。”
《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十二年，累授安州都督。及将赴职，太宗书诫之曰：“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籓屏，勉思桥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
唐太宗对李恪十分牵挂，时常写信给他，甚至还说知道他刚离开父母膝下一定十分不舍，所以想给他一些珍玩以作安慰却又怕他不务正业。唐太宗对爱子的挂念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事实是否确实如此呢？
首先，若说唐太宗舍不得李恪离开自己离开长安到藩地上任，只是为了安定天下不让众人起了夺嫡之心而不得不为之，那么同样是成年的皇子，同样依例应当前往自己封国的李泰与李治呢？
李泰不仅到了年纪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的。而李治更是“以文德皇后最少子，于后崩后累年，太宗怜之，不令出阁”。李治不仅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抚养在身边，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分别在贞观十八年、二十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如果唐太宗真的舍不得李恪前往封地，真的心疼爱子的话，想必李恪也应当能如同李泰李治一般，留在自己身侧，但是李恪没有。也许有人认为是朝臣的反对与力谏，使得李恪不得不远赴封地，但是唐太宗可不是会这么乖乖听话的人。
《旧唐书》中有记载，李泰撰成《括地志》后，太宗“赐泰物万段”“俄又每月给泰料物，有逾于皇太子”，惹得褚遂良上了一篇《谏魏王泰物料逾东宫疏》。唐太宗虽然对褚遂良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并没有因此削减李泰的开支，而是下了一封《皇太子用库物勿限制诏》取消了太子的开支限制，变相地维持了李泰逾制的花销。可见群臣的意见唐太宗虽然会听取，但如果他是真的想这么做的话，总有达成的手段。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想将李恪留在身边以成全自己的爱子之情，是绝对能做的到的。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说了一番场面话，什么“父之爱子，人之常情”“但家国事殊”。如此也能认为李恪算得上是唐太宗爱子的话，个人以为这样的“爱子”其实不提也罢。
其次，贞观十一年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的这番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父亲爱儿子是人之天性，不用教也知道。但你做儿子的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父亲再爱你，也救不了你，你看前朝燕王的例子，还不懂得要循规蹈矩吗！
很明显，这口吻已经相当严厉了，根本不像是父子之间联络感情的话语，简直就是在训斥了。而联想一下正是在这一年，李恪因为打猎踩坏百姓庄稼的事而被唐太宗罢免了安州都督一职，所以此番话实际上是唐太宗在非常严肃地批评李恪：“虽然你是我儿子，但你若不遵纪守法我也救不了你。”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看得出来，唐太宗其实是一副爱子情深的模样的。
至于贞观十二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自己的封地犯了事后，唐太宗也曾“敕书诰诫之”，所以这封信可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告诫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3、所谓的大唐三百年来“最悲情的皇子”与“贤王”
毛爷爷曾经说过李恪英物、李治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这样的话。然而说句大不敬的话，看看毛爷爷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
事实上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纪王慎……十七年，迁襄州刺史，以善政闻，玺书劳勉，百姓为之立碑。……慎少好学，长于文史，皇族中与越王贞齐名，时人号为纪、越。”（《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太宗年长的皇子唐高宗的皇兄，又是亲王之封，德行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而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言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4、曾经距离太子之位只有一步之遥？

唐太宗曾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历来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那么事情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唐太宗立了李治不久之后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于是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一来是所有庶出皇子中最为年长的（二皇子李宽早夭），二来贞观七年便去了自己的封地，再者比起下面明显不成器的李愔、李恽等人，品行也要好得多。相比之下，贞观十六年才开始上朝参与政务的李治自然不够老练成熟。
“贞观十六年七月三日，敕晋王宜班于朝列。”（《唐会要·公主·杂录》）
但是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所想到的。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而且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怎么可能眼睁睁地坐看长孙无忌在朝中一手遮天？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怎么可能只被长孙无忌这么一劝，便立刻就此作罢。而且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
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嫡子们：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若是李恪在唐太宗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
更何况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来说，他的重要事件主要表现在他本人的列传中，然而《旧唐书》却只在长孙无忌传里将此事一笔带过。想来就连史官也觉得，唐太宗虽然有过“欲立吴王恪”的想法，然而最后却让李恪的提名沦为了打酱油的，这件事对于李恪来说绝对算不上是什么多光荣的事迹，所以才会在他的列传中根本就只字未提。

5、从封地与官职看其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
根据《旧唐书》《唐会要》《贞观政要》《册府元龟》以及李恪墓志铭等资料来看，李恪在贞观一朝的封号及封地变更如下：
由汉王改为蜀王又徙封为吴王，官职则是由最初的益州都督（从二品）、秦州都督（正三品）、齐州都督（从二品）、潭州都督（正三品）、安州都督（正三品），到最后的安州刺史。
值得一提的是，贞观二年的时候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吴王恪除使持节大都督益绵邛眉雅等八州诸军事。益州刺史。濮王泰除使持节大都督扬州常海润楚舒庐濠寿歙苏杭宣东睦南和等十六州诸军事。扬州刺史。”（《唐会要》）
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是李恪的整整一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
李恪最后一次的官职变更是在贞观十二年，之后终太宗一朝李恪都只是个正四品上的刺史职衔，而且这个正四品上已经是往最大里去说了。因为按国制，只有户数满二万户以上的才能被称为中州，不满二万户的只能算作下州。而根据《旧唐书·地理志》上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安州户口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才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一户，更不要说唐高祖武德年间安州只有六千三百三十八户人家了，想来唐太宗的时候安州极有可能仍只是个下州，那么正四品上的官职还要再往下降一等。
不过重点并不在于官衔的大小，毕竟身为皇子，官衔再低也不会被人看低了去，但李恪的刺史一职的确是唐太宗的众皇子中比较另类的一个，因为别的皇子都是都督，唯独李恪与其胞弟李愔同为刺史。
也许有人会问都督与刺史有何区别，区别就在于封地同样是在安州，身为都督的时候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而身为刺史时的李恪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个地方了。所以乍一看李恪的封地并没变仍旧是安州，然而从都督到刺史，地位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那么李恪的官职为何会从都督降为了刺史？原因就要从贞观七年说起了。
贞观七年的时候李恪被授予了齐州都督的职位，并且这此没能再以年幼为由不之官了，《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第九》：“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所以贞观七年的时候李恪就去了自己的封地，从时间上来看，是唐太宗诸皇子中最早之藩的一个。
等到贞观十年的时候，李恪又改封为吴王，徙授潭州都督一职。原因就是其墓志铭上所说的：“春秋鼎盛，血气渐刚。傅相怀赐罢之忧，官司申切责之言。”想来是因为年岁渐长，荷尔蒙分泌，惹了祸了。不过李恪被授予潭州都督后还没有就任，就又改封为安州都督了。结果李恪又在安州犯了事，墓志铭上称其“天爵弥厚，逸情转纵。逞骛豊凌践稼穑”，《资治通鉴》上也说：“贞观十一年十月，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于是李恪的这个都督之位便丢了。
等到贞观十二年的时候，李恪又重新回到了安州，唐太宗还特地写信好好告诫了他一番，只可惜这时的安州已经降了级。《旧唐书·地理志》：“安州中都督府……十二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安陆郡，依旧为都督府。”因为战略需要的调整，安州原先就安置得很勉强的都督府便被撤掉了，于是李恪的都督一职便降级为了刺史。
这样的落差对于李恪来说不能说是不大，因为这样的待遇在当时的众皇子中堪称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就连后来被赐死的李佑，至少在贞观十七年谋反前还保住了都督的头衔；而李恪的同胞弟弟李愔在封地胡作非为成那样，甚至被唐太宗斥责为“不如禽兽铁石”，也是在贞观十三年才被降为刺史的。
而且最令人不解的是，安州的都督府是没了，但别的地方总还有都督府吧。可为何李恪所在的安州降级后，唐太宗想到的不是将其改封到别的都督府去，而是就地将其任命为安州刺史？
等到贞观十七年时，唐太宗在立定李治为太子后又一度想过要改立李恪为太子。然而唐太宗的这想法就如昙花一样一现即逝，之后就像完全不曾有过这档子事一般，带着李治该做什么做什么，再没提及过李恪一次。而李恪的官职也就此定格在了安州刺史上，终贞观一朝再没有改封过，更不曾被重新擢为一州都督。
有的人甚至由此认为是唐太宗畏惧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势力，而不得不疏远李恪故意做给人看的。真不知道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人，究竟是从不看史书，只看NC电视剧与YY小说的纯史盲呢，还是明知史实如何却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有心人”。
因为自贞观二年卸掉尚书右仆射的官职后，长孙无忌就只挂了个从一品的文散官头衔，即便是后来授予的司空、司徒，也都只是虚职，既不能参知政事也无实权。而贞观十九年的时候唐太宗亲自征辽，遂令长孙无忌摄了个侍中，结果也是唐太宗一班师回朝长孙无忌就立刻辞了职。至于褚遂良，更是一直到贞观十八年才开始正式参综朝政，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才做到了中书令。何况最关键的问题是，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即便是在高宗朝最如日中天的时候都不曾掌握过兵权，唐高宗想罢免他们只凭一纸诏书便办到了，而魄力更甚的唐太宗居然还需要看朝中大臣的脸色行事？
6、“显赫”的妻族
根据《大唐吴国妃杨氏之志》上的志文，杨妃于贞观五年嫁于蜀王李恪，其父是右卫副率慈汾二州刺史静公杨誉，祖父为隋直阁将军岷蔚抚豪道五州刺史邢国公杨（士）贵。
如此看来这位杨妃的出身也是不错的。然而根据《贞观政要》的记载，贞观七年的时候，杨妃的父亲杨誉居然干出了“在省竞婢”——在皇宫禁地追逐婢女这等极为失仪的事，被都官郎中薛仁方拘留审问后，杨誉之子竟然趁机诬陷薛仁方，一口咬定他是故意和皇亲国戚过不去。好在魏征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薛仁方这才免于了被解职的危险。
正所谓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亲父兄的品行都如此了，可想而知杨妃的品性又能好到哪里去。
所以李恪贞观五年便成婚了，却一直等到贞观中期杨妃过世了，贞观二十年的时候才迎来了自己的头一个儿子，女儿信安县主也是贞观二十二年才出生的。想来杨妃不仅自己无法生育，还不让府中的妾室生。所以“英果”的吴王也只能等到杨妃过世了，续弦了萧妃，这才得以传承自己的香火。
再看李恪的继室萧妃，虽然没有史料能够证明这位萧氏就是出身兰陵的那个萧氏，但是即便李恪的这位萧妃出身再寻常至极，也要比杨妃强上太多了。
毕竟人家贤良淑德总是有的，萧妃进门后，李恪一举得了四个儿子和至少一个女儿就是最大的铁证。而且比起杨妃的父兄整天只知道打着蜀王妃的名号胡作非为，萧妃的家人至少没有因为恶劣行径而被史官记上一笔——不给吴王抹黑就已经是最大的争光了。
由此可见娶妻当娶贤是多么的重要！不然李恪作为堂堂一介吴王，怎么整天只能干出些打猎踩庄稼、和乳母的儿子赌博这些显然有失皇子身份的事呢？所以李恪屡屡在自己的封地上犯错，也着实怨不得是他自己不争气，因为归根究底都是拜其妻杨妃及妻族的胡作非为所赐。
在家中缺乏“贤内助”帮衬的情况下，吴王就是再“英果”，也是有力无处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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