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利大的具体事例具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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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三门峡水库的诸多失误
　　黄河在潼关转向东流,穿行于中条山与崤山之间,构成黄河又一个较长峡谷,北岸为山西省,南岸为河南省,故称晋豫峡谷,其中有三门峡、小浪底等著名峡谷.
　　设想美好的三门峡水库几十年后成为渭河泛滥的祸首.
　　今天陇海线上的潼关县城,几十年前本是一个叫吴村的地方.历史深处金戈铁马的潼关,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浩叹不已的潼关,已然不在.这座古城死得不明不白：按照三门峡水库最初的规划,它应该静静地躺在水库下面.人,搬了；城,拆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门峡蓄水后的水位,从来没有到达和淹没过潼关古城.
　　这个事实隐藏在中国当代水利史的深处,多年来从未被提及,直到朱幼棣打捞起它.
　　围绕三门峡的争论很多,这是一个复杂而多解的命题.在北京三环边一个略显局促的招待所里,朱幼棣倒好一杯开水,讲述古潼关的这段被忽视了多年的旧话.
　　他如今已是国务院研究室的司级干部,出版过《水坝问题研究报告》、《南水北调东线污染防治进展情况分析和建议》等著作.在用脚丈量中国水利工程的过程中,他一直发问：在三门峡问题上,能不能换一个视角,找一个没有争议的题目?他找到的那个视角,就是古潼关.
　　据《中国历史军事地理要览》记载：“古潼关关城历经宋、元、明、清乃至民国的修葺,基本保留完好.新中国成立后因修建三门峡水库拆掉潼关城楼,现在还留有土垣,关左有新建的黄河铁桥.”
　　1993年,时任新华社记者的朱幼棣开始关注古潼关.他查阅了历代有关潼关的史籍,历史渐渐鲜活起来：历代潼关的知县总兵,不管文官武将,都懂水文水利,是治水的专家.潼关紧挨黄河,关城与黄河没有多少高差,千百年来城墙竟从未垮塌,潼关从未被淹过.北城墙的基础是用巨大的条石砌成的.雨季,黄河水涨,波涛汹涌,城墙就成了大堤.潼关城的选址,正是基于对自然规律、对黄河水文和河水流量变化的深刻认识.人、古城和大河,在这里奇迹般地保持了协调和动态的平衡.
　　1954年,中国从苏联请来专家,帮助规划黄河治理.这些苏联专家是搞水利工程的,擅长修筑坚固的水坝.他们随手一指,“三门峡是个难得的好坝址”,随行的中国水利专家频频点头认同.规划过程中,其他学科的专家并没有参与,自然也没有人指出三门峡是黄河上最壮观的奇景,沉淀着丰厚的历史文化.
　　三门峡顺流而下400米,河中有巨石屹立,其中一处名曰砥柱.河水至此,激起巨浪,汉语文中最声名显赫的词之一“中流砥柱”即由此而来.
　　该年10月,规划报告确定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350米.1956年,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提交设计报告,将水位在350米的基础上提高到360米,库区淹没农田面积由200万亩增加到325万亩,移民由58.4万人增加到87万人.
　　按照这个水位,附近的陕州古城、潼关古城、蒲州以及方圆百里的村庄均要沉没.在水库蓄水前,潼关等几个古城被迫不及待地拆掉了,居民也迁出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
　　1962年,大坝施工完成.当水库水位为332.5米时,黄河流量为2000秒立方.黄河水受到拦截后,在水库底部造成回水顶托,流速减缓,泥沙沉降,在渭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入黄河的堑口抬高,河底淤积的渭河成了悬河.一场大雨后,渭河淹没农田25万亩.如此,水库水位还未达到340米时,就出了严重的问题,三门峡不得不开闸泄洪,降低水位,同时大坝开始改建,高坝变中坝.1969年,三门峡开始第二次改建工程.当时国务院批准确定的非汛期水位为310米,比原设计低了50米,三门峡电站从计划的高水头改为低水头发电.
　　正是这几十米决定了潼关等几座古城的存亡.三门峡水电站建成后,水位从未到达过离大坝只有几公里的陕州古城,也从未到达过潼关老城,更未到达上游20公里处的蒲州、朝邑和蒲津渡.然而这些古城都已不复存在.在朱幼棣看来,这完全是一次误判,一个杞人忧天式的大败笔.
　　他反问：“芸芸专家搞的360米的‘虚高水位’,是留在历史和科学发展长河上的虚假的刻度.它造成的水文,可能还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损失和灾难,不应该在今天水落石出吗?”
　　多少苦涩的移民
　　朱幼棣在新华社国内部工作多年,是首届“地球奖”（我国环保领域最高奖）的获得者,之后任职于国务院研究室,成为一名高级幕僚.他对中国水库问题的关注从未间断.
　　据他查证的资料,为三门峡水库、为丹江口水库、为其他许多水库而迁离故土的移民总数是2000万人,从数量上看,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移民.
　　“因家园完全沦丧而别土离乡的水库移民中,多数是文盲,祖祖辈辈靠土地谋生,从泥土中刨食,而别无他长.他们的泪水,他们的委屈,他们的凄凉,他们的弱小模糊的身影,完全被‘伟大的工程’、‘辉煌的成就’所遮蔽了.几百万几千万移民的贡献与牺牲,完全遗忘,不值一提.关注坝高,关注‘库容’,关注蓄水量,关注发电量与效益,关注工程质量而不关注移民生活质量——一句话,就是不关注人.”朱幼棣承认,把这些写下来,是需要深思熟虑的,但他必须义无反顾地说出来,这沉甸甸的分量,已在他心中积压多年.
　　朱幼棣查阅过很多水电建设的书籍画册,在他的印象中,没有哪本记载过水库移民.这是历史教科书,也是中国当代水利史、经济史、社会史所缺失的.
　　一天,中国社科院郑易生研究员来到朱幼棣的办公室,送来了他主编的《科学发展与江河开发》一书.他还带来了几张照片,一群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澜沧江漫湾电站库区的老百姓,正弯腰低头在翻捡电站倒出来的生活垃圾.
　　郑易生告知,现在电站负责人年收入相当高,一般工人也有六七万元,而库区群众却极其贫困.淹没区由过去以出产大米为主,改种玉米等旱地作物,生活也从温饱变成半温饱,有不少成了缺粮户.
　　看到照片,朱幼棣的心情十分沉重.以往调查水库移民问题时,他不止一次听到当地干部和移民说“要想富,先炸库”.在整理调查笔记时,他想到,其实多数大坝和水库的修建是必要的,但总在一些地方出了偏差,我们对直接受到损害的移民群体,对他们的民生问题关心不够.
　　当年的三门峡移民中,有的人拿到一点微薄的补偿,有的人什么都没得到.朱幼棣介绍说,2006年7月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的政策意见》.两个月后,新修订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正式实施.这两个文件,被称为水库移民权益保障“新的里程碑”.简而言之,不管新移民还是老移民,只要你还活在世上,都可以得到每年600元的补助扶持,20年共计1．2万元.
　　关于移民补偿,朱幼棣还有更深的思考.过去水电开发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项目,电站是国有企业,而现在水电资源开发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了,有的水电企业还是上市公司,项目的选择实质上是商业行为.既然如此,补偿就不应只是国家行为,纳税人的钱不该花在应由水电开发商承担的责任上——这种责任包括安置电站库区移民以及后续扶持工作等.
　　淹没的何止一个潼关
　　“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的决策,往往都可以追溯到久远.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难以尽述.但在关键处、转折处,又常显仓促与窘迫.这时,各种因素突然集合,其中某一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天平猛地倾斜了,便急转直下,如同飞机进入了跑道,开始了滑翔加速,势如离弦之箭,想要阻止和停下,已经不可能了.真正需要回顾、研究和分析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决策流程,是科学还是不科学.”朱幼棣这样说.
　　当年建设三门峡那样的政治热情已然消退,但在西南地区兴建水电工程的热潮一再升温.朱幼棣曾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三门峡的一位设计师,沉重地承认自己当年的失误.“我钦佩他的勇气,并非所有的决策者都能回望和反思.”
　　“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工程应该终结.”朱幼棣一再强调,“科学发展的前提是科学决策.”
　　让他痛惜的决策,远不止一个潼关.在文学、思想和军事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的玉门关,在1958年全国兴修水利的热潮中,为了在疏勒河中游修一个面积很大的平原双塔水库,永沉水底.
　　根据朱幼棣的研究,疏勒河沿岸历史上就是屯垦之地,修建双塔水库大坝,不过是把传统水利变成了现代水利,把下游灌区的农田,移并到了上游.即使水库非修不可,在选坝址时也应该做些调整,把古玉门关保留下来.“试问,乱山石中的大坝,与一首唐代诗人的佳作相比,谁能流传得更久远一些?”
　　他继续苦笑着假设：如果三门峡景观与中流砥柱还在,其旅游经济效益将不可估量,而且可以永续利用.即使工程的理由充分,意义重大,决策没有失误,水库非建不可,也不该无视三门峡奇观本身的价值,如果当年能把坝址往上游移几公里——这只会增加有限的造价——就能使很多历史人文景观得以保存.
　　和潼关古城城墙一样,长江三峡上的奉节古城城墙,也兼有江堤的性质.当长江水涨时,水位升高几十米,长江中的航船就与城墙并肩,甚至在船上就能望到城内.古老的城墙其实深藏了许多科学,朱幼棣曾认真地在采访本上记录下奉节的水位变化.然而这样的记录已失效,因为修建三峡水库,奉节古城沉入江底.
　　2004年,朱幼棣带着读大学的女儿,再次来到古潼关.他们沿着陡峭的小路下到水关遗址.阳光正好斜射过来,在野草上跳跃,关门在蓝天下勾出美丽的弧线.朱幼棣对女儿说,从这个角度仰望古城水关,完全不同于以往“向前看”的习惯定式,会对我们自身多一分理解和认识.
　　回程路上,朱幼棣看到一座新修的高速公路蝶形立交桥,穿过潼关古城的西关——10年前他考察时,认定这里是潼关古城墙保留最完整的地方.他的心一凉,“完了,恢复潼关古城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这个事列是不尊重科学发展观的典型